上网裁判文书隐名处理已全面推行，回应利益诉求但仍存争议

南都记者近日留意到，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这是最高法今年以来推动上网裁判文书隐名工作的结果。

最高法回应现实利益诉求

裁判文书上网作为一项司法公开工作，实际运行中也触及一些权利及利益保护问题。

2023年12月22日，最高法回应裁判文书公开争议时称，有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因相关文书上网公开，找工作屡次被拒。有的当事人因婚前信息被上网文书披露，导致家庭不睦、夫妻反目。有的民营企业因涉诉信息公开，融资贷款受阻、商业合作困难、难以参与招投标等等。因此，常常有当事人，包括公司、企业提出投诉。

此后，最高法在多个场合开始强调隐名处理当事人信息的必要性。

今年1月14日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法院首次提出，要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要隐去相关识别信息，确保当事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各类企业单位的经营发展不受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影响。

随后的2024年全国两会上，最高法在工作报告中重申，重视保护涉案当事人隐私等合法权利，隐去相关识别信息，确保当事人及其家人生活工作、企业单位经营发展不受文书上网影响。

各法院隐名处理标准有出入

从目前裁判文书网上传文书的总体情况来看，民事案件中，自然人以“姓氏+某”的形式替代；企业则隐去公司的字号和法定代表人，公司名称仅保留“行政区划+行业+组织形式”，比如“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不过有些法院给企业的匿名更彻底，甚至仅以“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2”的形式出现。此外，许多文书中，代理人的身份被一并隐去，但操作不一，有的仍保留代理律师姓氏和完整的律所名称，但有的则将律所名称一并匿名化处理。

部分裁判文书隐去代理律师身份

行政案件方面，作为原告的自然人或企业被隐名化，被告角色的行政机关一般不作匿名处理。但南都记者注意到，也有法院隐去了行政机关的身份。刑事案件的上网裁判文书方面，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同样被处理到不具有可识别性。

部分裁判文书隐去了行政机关的身份

大量的上网文书虽已完成隐名处理，但仍有部分法院仅隐去案件标题中的识别信息，文书正文的身份信息依旧完整保留。

部分法院仅隐去案件标题中的身份信息

南都记者获悉，早在今年1月，浙江省就有基层法院多次下发通知，强调隐名处理的重要性。操作规范上，自然人仅保留姓氏，公司名则替换为A公司等形式，代理人不做隐名要求，证人必须隐名。该法院表示，文书上网隐名要以不能关联到当事人、不影响当事人正常的生产、生活为前提。

一位华北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告诉南都记者，1月中旬，法院内部有传达最高法的要求，但没有发过专门的文件。另一位华东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透露，3月份法院有下发一份关于加强裁判文书质量管控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书记员、承办人在文书上网前应做好案件甄别和隐名处理，对可能存在侵犯当事人隐私或者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要及时撤销。

两位不同地区高级人民法院人士向南都记者表示，迄今为止，法院系统内部并未就如何隐名下发过专门的指导文件，但基本上是参照人民法院案例库的隐名方式进行。

公司隐名存争议

隐名处理的现实争议集中在，一是如何与现行有效的裁判文书公开文件协调，二是将公司这类主体一律匿名化是否属于过度保护。

按照2016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裁判文书上应当隐名处理的对象，仅限于三类情形：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排除隐名对象之外，上述规定同时明确了上网裁判文书应当公开的内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自然人的，保留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住所地所属县、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保留名称、住所地、组织机构代码，以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代理人、辩护人是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保留姓名、执业证号和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

比照这些要求，现有的隐名做法明显扩大了既有规定的范畴。

此前，一位个人信息保护研究领域的学者向记者表示，企业名称是否公开，应考虑公司是否为上市公司。如果是非上市的私人公司，则可以考虑匿名；但上市公司有法定信息披露义务，通过裁判文书的信息公开可以更好监督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位受访的高级人民法院人士分析说，裁判文书是否隐名应当取决于司法公开的价值取向。如果只是传递裁判规则、增加诉讼预期，则无论自然人、法人均可隐名。但若要加上监督法院依法裁判的目的，则自然人、法人均应公开，但会以自然人、法人的声誉等作为代价。

这位高院人士认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时，可以将姓名、名称等一般信息予以公开，私密信息不得公开，并且要注意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后续处理。尤其是当公开行为将会或已经影响到贷款、就业等其他需求时，应当及时“下架”裁判文书这一公共产品。但实践中，“下架”裁判文书的流程较长，比如被执行人已偿清债务，向县基层法院申请文书“下架”，但最终需要最高法操作，中间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导致贷款无法获得审批。在公开当事人一般信息的前提下，完善“下架”流程或许可作为可行方案。

在另一位受访的法院系统人士看来，如果案件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应当隐名处理值得斟酌，需要把握好度。他说，虽然最高法将企业名称匿名化是出于营商环境考量，避免因涉诉融资贷款等受阻，但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主体不应当是法院，而需要金融机构调整放贷政策。

针对裁判文书公开所带来的企业经营压力，一些地方的法院系统开始和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合力应对。

广东省新出台的《企业涉诉信息说明服务申请书》参考模版

为解决中小微企业因涉诉陷入“融资难”“贷款难”“招投标难”问题，6月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的工作指引》，要求全省法院在审理的涉企民商事案件中，要根据涉诉企业申请，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以帮助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招标方、合作方更为准确地判断企业的诉讼风险与资信情况。

文｜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