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作为应对科学发现速度放缓的解决方案,正重构科研生态。本文旨在从知识治理视角,为科技智库设计适应开放科学驱动下的科研新生态的系统性框架,助力国家创新体系优化。
本文基于知识运用理论,分析开放科学对传统知识治理在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和评价环节产生的变革。科技智库作为政治系统与技术系统之间的知识中介组织,其功能正在经历多维重构。包括决策支持从封闭式咨询向开放式协同转型、知识治理从封闭性管控转向开放性赋能、公共科学服务功能拓展深化和国际话语从跟随转向引领等。
科技智库适应开放科学的知识治理实践路径,包括技术赋能路径、制度创新路径和文化转型路径,助力科技智库构建包容性治理体系,从“知识守门人”转向“生态构建者”。
01 引 言
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中提出“科学进步是也必须是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都把目光聚焦在科技赛道,而科技智库作为政治系统与技术系统之间的知识中介组织,承担起为变局寻求解决方案的责任。
科学社会价值的发现和科学探索成本的增高催生了开放科学运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开放科学是建立在学术自由、科研诚信和科学卓越基础上新的研究范式,通过提高科学研究内容、工具和进程的开放性,来重构科研生态。开放科学被视为应对近年来科学发现速度放缓的解决方案。继2003年10月,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国科研机构在柏林联合签署了《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以下简称《柏林宣言》),开放科学逐步融合开放获取、开放科研数据、开源软件等独立行动,发展成为全球运动。
传统知识治理是以专家为核心,依托同行评议制度、实验可重复性验证等标准化质量控制体系,构建起的具有学科壁垒的模式。在知识生产环节,这种模式虽然可以确保学术严谨性,但也形成了公众参与的机制性屏障,同时由于决策链条的层级化特征,往往难以对社会需求作出敏捷响应;在知识传播环节,传统的科技智库采用定向报送的垂直化渠道传播智库成果,该传播方式更便于实现智库成果的精准触达和满足科研成果的保密要求,但同时也导致了研究成果共享存在时空壁垒;在知识应用环节,受限于单向输出模式,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难以实现。相较之下,开放科学倡导的构建开放与包容的开放科学基础设施、跨学科协作网络以及多模态传播体系,为突破传统知识治理的瓶颈提供了可能。
开放科学运动正在深刻变革知识治理体系,重构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逻辑,推动知识生产从专家垄断转向多方协同、知识成果从定向封闭转向开放获取。为适应开放科学驱动下的科研新生态,科技智库分别在宏观层面的政策倡导与全球协作、中观层面的行业协同与开放科学平台构建、微观层面的技术工具优化等三个层面进行了探索。相关研究均侧重从单一维度(如技术或政策)对科技智库进行适应性调整,缺乏对“机制—路径”的系统整合。因此,本文尝试按照构建“理论框架—机制分析—路径设计”逻辑链条,为科技智库适应开放科学提供系统性框架,助力国家创新体系优化。
0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科技智库知识治理
科技智库是通过知识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并以影响科技政策制定为目的,服务于国家科技战略的政策研究机构。科技智库知识治理更强调科技智库的社会价值,侧重通过制度设计对知识行为进行引导和激励,从而实现知识收益最大化。在知识生产环节,科技智库面向我国科技发展的痛点开展针对性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在知识传播和应用环节,科技智库运用专业分析工具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全过程支持,通过科普活动传播科学知识,提升公众科学认知,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此外,从实践角度,我国官方或半官方科技智库对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起到主要的引导支撑作用。因此,本文从知识视角探讨的科技智库主要选择官方或半官方智库。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智库的知识服务构建方面。智能技术加速了全球知识要素流动,科技智库在开展知识服务时需要处理更为多元、复杂和动态化的信息,逐渐呈现出数据集成化、技术融合化和服务协同化等特征。由此,引发诸多问题,如多模态数据治理效能不足、技术方法应用存在短板、复合型专业人才储备不足、跨领域协作创新机制不畅、用户需求响应能力偏弱、服务流程标准化与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成果转化路径与实践价值衔接脱节等。
从表层运作来看,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手段已被引入科学研究流程,正在构建出新的科研范式,但对新技术的运用能力不足,造成科技智库在知识生产环节技术赋能表象化,技术工具与场景需求脱节;另一方面,科技智库缺乏健全的成果转化机制,知识成果向政策转化的路径不畅,既缺乏涵盖需求对接、联合攻关、效果评估的完整转化链条,又缺失统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多维协同平台,导致大量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
从深层次分析,这种困境折射出科技智库知识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缺陷。科技智库未能建立起适配知识和知识组织特殊性的新型治理范式,导致既无法将技术语言有效转化为治理话语,也难以将政策诉求精准解码为科研命题,最终导致国家创新体系出现关键环节的“纽带断裂”。
2.2 开放科学的内涵与技术基础
开放与共享已成为现代科研活动的核心精神与价值共识。二十世纪以来,科学体系经历了如下革命性演变: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几个学科的科学家协作催生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神经科学交汇孕育人工智能,以及材料学与工程学协同推动纳米技术突破。学科间的深度交叉渗透,使科学研究从单一领域突破转向多维度协同创新,科学研究呈现研究目标复合化、资源投入规模化、技术装备复杂化等特征。此外,从arXiv预印本平台打破学术出版垄断,到公民科学项目邀请公众参与星系分类,知识的创造与传播已突破传统学术圈层,彰显科研活动从专业领域向公共空间延伸的人文关怀。
开放科学模式,是指研究者将产生的科学数据呈现在互联网上进行共享,公众参与数据收集和分析。一方面,知识的互联网传播使数字化复制、删改无法避免,而开放科学对科研成果的高效传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科研成果被他人窃取,有利于保护科研人员的权益;另一方面,开放科学环境下科研资助机构和科研教育机构可以进行更高效率的科研管理。
在技术驱动开放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传统科研的时空边界与资源壁垒正在消解。人工智能技术、开源软件生态、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共同构建起开放、透明、高效的科研生态系统。具体表现为:①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加速海量科研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加速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推动生成高质量元数据、自动化数据共享及研究可重复性;②开源软件生态,为开放科学提供了协作创新的技术底座,开源代码库的共享机制打破了传统科研工具壁垒,使实验代码与数据处理流程透明化,既降低重复开发成本,又便于全球研究者对方法论进行验证与改进;③云计算,提供了弹性计算与存储资源,支持远程协作与资源共享,分布式计算集群可动态分配算力资源,云存储解决方案则实现了科研数据的实时同步与版本管理;④区块链技术,为科研诚信体系提供底层保障,用于科研数据的透明性与可追溯性管理,可确保数据安全与可信。
2.3 基于知识运用理论的分析框架
知识治理概念是基于知识和知识组织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知识治理主体通过选择或影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机制与激励方式,以实现知识产生和获取、知识交换和转移、知识流动、知识共享等知识管理活动的最优化。其中,正式的组织机制包括治理结构、激励计划、契约安排等,非正式的组织机制包括组织惯例、组织文化、互惠交易等,两者交互作用于知识的组织过程。
鉴于科技智库的功能定位,科技智库知识治理更关注知识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科技智库致力于通过知识治理机制的搭建,推动学术成果向政策转化,以研究证据支撑决策科学性,释放知识创新的公共价值。而形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运用理论正为此搭建了较契合的理论分析框架。知识运用最初泛指知识转移、知识传播、研究成果运用、创新扩散等活动,后经韦斯(Weiss)等学者将其引入知识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逐渐形成知识运用理论。
综合知识治理概念与知识运用理论模型的研究成果,本文搭建了开放科学生态下科技智库知识治理研究分析框架(图1)。开放科学(生态)与知识治理机制相互作用,重构科技智库的功能、优化其知识治理实践路径。优化后的科技智库成果经过知识运用,通过知识流的良性循环,构建起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
图1 基于知识运用理论的分析框架
03 开放科学驱动下知识治理机制变革
根据知识运用理论的分析框架,可将知识运用过程归纳为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和评价。随着开放科学运动对数据共享、协作网络、公众参与的深度重构,知识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从封闭性管控向开放性赋能的转型,并通过知识的运用过程影响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和评价四大环节。
3.1 知识生产:从封闭到开放
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以及公众素质的提高,知识生产实现从单学科到跨学科再到超学科的变革,不再局限于行业专家组成的圈层中。超学科知识生产,实现了大跨度的学科交叉、融合与重组,即所谓的“去学科化趋势”。超学科知识生产让大学与其他类型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实现知识生产力的联结、集成与构建。超学科知识生产被诠释为履行社会责任、满足公共利益以及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秩序知识生产活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又进一步增加了知识生产的开放程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知识生产主体已发展出包括人类、机器和人机协同三种共存形态。这虽然会带来一些认知危机,但无疑是对知识生产源头端的直接扩展。此外,预印本平台(如arXiv、bioRxiv、medRxiv、ChinaXiv)的出现,使即时生产出的知识可以免费向公众开放,全球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甚至公众都能即时获取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吸纳包括公众在内的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到知识生产过程中。
3.2 知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
科学传播有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有反思的科学传播三种形式,三者不必然有完全的时间先后关系,分别对应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对话模型三个理论框架。其中,中心广播模型,以国家机构为传播核心,采用单向灌输模式,自上而下输出科学理念。缺失模型,虽提出”公众理解科学”理念,但仍延续专家单向传递科学知识的路径,否定公众对科学证据的批判性吸收能力。与前两种“单向”传播模型不同,对话模型,突破了科学理性垄断,承认公众参与科学话语的合理性。但是三大模型均带有明显的传播者中心模式特征。
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正推动科学传播进入范式重构的新阶段。智能技术不仅重塑了科学信息的生成机制与传播路径,更通过多模态内容生产与算法推荐系统改变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方式,促使科学价值认知发生代际转向。传播反馈机制从单一渠道向交互式网络演变,基于用户画像的精准传播与社群自组织传播模式加速形成。这种技术赋权下的传播革命,既解构了传统科学话语的权威结构,也为构建平等对话、多元参与的科学传播生态系统提供技术支撑,引发学界与业界对科学传播民主化、智能化转型的深度探讨。
3.3 知识应用:从理论到实践
在知识应用层面,技术的发展使公众知识参与决策从理论变为现实。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以巴塞罗那市的Decidim平台、首尔市的m Voting平台为代表的在线协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构建了开放、透明、可持续的参与式民主新范式。这类平台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突破了传统公众参与受限于时空、信息不对称与话语权不平等的瓶颈,将分散的社会意见转化为可追溯、可验证的决策依据。以首尔市m Voting平台为例,截至2017年3月,通过首尔市m Voting平台投票的提案有4,404项(88.3%由市民提出,其余11.7%由官员提出),其中181项成为首尔的政策。2022年11月16日,首尔市在“2022世界智慧城市大奖”上摘得最优秀城市奖桂冠,向全世界宣传了以“mVoting服务”为代表的、反映首尔市政核心价值的“与数字弱势群体同行(Partnering with the Digitally Vulnerable)”政策。
这种技术驱动的机制不仅提高了决策效率,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政府与公民的持续性对话通道。此时,技术并非简单工具,而是重构了权力运行的逻辑,使民主协商从象征性参与转向实质性共治,使公众知识应用于决策从理论变为现实。
3.4 知识评价:从单一到多维
知识评价正经历从单一量化指标向多维度价值体系的转型。传统的以论文引用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为核心的科研评估框架,正被动态影响力评估与开放科学指标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所取代。《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建议大幅减少甚至停止推广影响因子和其他基于期刊的计量指标,转而提供广泛的基于论文自身的评价指标,并希望出版商能响应“开放引用”(open citations)倡议。基于社交网络数据进行科研交流、传播和评价的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使研究者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引证链条,而是实时追踪知识在社交媒体、政策文件、产业应用等跨域传播的动态轨迹。
此外,《DataSeer和AAAS合作提高报告标准》(DataSeer and AAAS partner to boost reporting standards)宣布推出新的试点项目,旨在支持跨学科的高质量报告。DataSeer的开放科学指标工具可同时扫描数千篇文章,识别和量化已发表文献中的开放科学实践。DataSeer将分析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文章的一个子集,并提供包括数据共享、代码共享、协议共享、预印本发布等在内的顶级指标,这些数据还将显示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以及不同地区、机构和期刊之间的差异。这种多维度评价体系不仅突破了传统文献计量学的平面化局限,更通过量化科研活动的开放度、协作度与社会影响力,构建起立体化的知识价值评估生态系统,推动知识评价从“封闭式竞技场”向“开放式创新网络”的深刻变革。
04 开放科学驱动下科技智库的功能重构
在开放科学驱动下,科技智库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其功能正在经历多维重构。这种功能重构本质上是通过开放科学理念重塑智库的资源配置方式、知识生产模式和价值创造路径,使科技智库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智慧中台”,在降低创新系统摩擦成本的同时,提升整体运行效能。
4.1 战略决策支持从封闭式咨询向开放式协同转型
传统科技智库依赖专家主导的封闭式流程,通过同行评议、实验可重复性验证等结构化机制保障专业深度,但存在参与学科单一、公众参与缺失和响应速度滞后等缺陷。在开放科学驱动下的科技智库,依托开放科学平台多维度整合全球科技数据资源、凝聚战略科技力量;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组织的科技合作,强化对技术趋势的前瞻性研判,为重大科技战略制定提供动态支撑;通过构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公众参与的协同决策机制,促进政策制定与创新需求的精准对接,破解“卡脖子”技术攻关中的制度堵点,服务新型举国体制。例如,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在“建设传染病研究防治强国”中,曾明确提出“构建微生物基因组信息数据平台和共享系统”“促进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的融合”等前瞻性建议,采用数据驱动与跨学科融合的研究路径;提出重点发展涵盖实验科学和信息科学的综合项目、以国际共同研究为基础的传染病防治尖端研究项目、促进动物资源应用的综合项目和跨学科和医学伦理研究综合项目等四类项目。
4.2 知识生产机制向跨界融合演进
科技智库的知识生产机制正经历从线性研究向跨界融合的深刻转型,这种变革源于全球科技创新复杂性的指数级增长。传统模式下,科技智库主要依托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和专家经验进行战略研判,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的跨界渗透,让单一学科视角已无法应对技术伦理、产业重构与社会治理的多维挑战。一方面,科技智库通过采用开放获取、众包研究等新型科研组织方式,推动跨学科知识生产。如:2023年,科技部会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项部署工作,加快构建与“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相适应的新型科研模式及设施体系,加快形成支撑多学科交叉的科研生态。另一方面,建立覆盖官方、半官方及民间智库的分布式知识网络,实现战略研究成果的实时共享与验证迭代。如:2023年4月6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与蚂蚁集团正式成立“隐私计算与区块链联合研究中心”,围绕数据要素关键底层技术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进隐私计算与区块链的技术突破,助力数据价值安全可信流转。
4.3 公共科学服务功能拓展深化
科技智库的公共科学服务功能在不断拓展深化。二十世纪九十代中期兴起的科学与社会范式(science and society paradigm)认为,政府与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向公众参与科学的新模式转变。例如,欧盟“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框架计划提出“责任式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以将科技进步嵌入社会发展中,引导创新实现道德可接受、发展可持续和社会满意。随着开放科学运动的深化发展,全球范围内正尝试通过数字平台构建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探索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并且在公众参与科技伦理审查等方面已有创新尝试。
此外,依托数字孪生构建动态政策模型、借助虚拟现实搭建三维交互空间、将抽象科技政策转化为具象化决策模拟系统等途径,使科学传播模式正通过数字技术重构政策沟通范式。这种技术整合不仅通过多维度数据可视化呈现政策运行机理,更支持决策参数的实时推演与交互分析,使政策制定者能在虚拟环境中预判实施效果,更有利于公众直观理解政策内涵,提升公众在科技决策中的参与度。
4.4 国际话语从跟随转向引领
近年来,中国科技智库通过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战略对话,成为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等合作,秉持科技向善的理念,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科技治理体系。2025年3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打造的PubScholar公益学术平台发起《关于获得公共资金资助科研成果及时开放获取的倡议与公益学术平台合作共建邀约》,推动与国内外学术资源机构、出版方的互利合作。在跨境创新共同体培育方面,自2017年“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动实施以来,截至2023年11月,中国依托“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等平台,已通过联合研究、技术转移、科技人文交流和科技园区合作等务实举措,与8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05 开放科学导向的科技智库知识治理实践路径
开放科学导向的科技智库知识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从技术赋能、制度创新、文化转型三重维度协同推进,形成“工具—规则—理念”的闭环治理体系。技术工具潜能的释放需要建立适配的制度规则,而制度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开放包容的文化土壤。实践中,需要以技术迭代倒逼制度改革,以文化认同降低协同阻力,最终实现科学资源开放共享、创新主体多元共治、知识价值普惠共创的科技智库知识治理效果。
5.1 技术赋能路径
开放科学导向的科技智库知识治理需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底座,形成“工具开源化、数据联邦化、存证链上化、算力弹性化”的四位一体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开放、可信、协同的技术生态。其中,开源平台奠定协作基础,联邦机制激活数据流动,区块链构建信任纽带,智能调度保障资源效能,四维联动为科技智库的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提供全链条数字化支撑。
通过开源技术构建去中心化的共享研究平台,支持跨机构代码协同开发与知识复用,破除传统科研系统的“数据孤岛”,实现多主体间的数据要素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引入联邦学习技术构建分布式机器学习范式,通过加密参数传递机制使敏感数据在不离开本地的情况下,实现多个数据源共同参与模型训练,既保障数据主权又释放数据价值。为进一步构建可信协作环境,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深度嵌入(如Hyperledger Fabric区块链系统),为数据存证提供不可篡改的信任机制,确保从实验设计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可审计追溯。面对政策模拟、应急决策等突发性高并发需求,通过构建弹性算力池实现算力的智能化调度,动态满足突发性政策模拟任务的高并发需求。
在技术赋能路径上,开放科学导向的科技智库知识治理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具体包括:技术复杂性抬高了中小机构以及公众的参与门槛;数据主权归属模糊,引发协同阻力;区块链存证的高能耗与低效率,制约大规模应用等。为此,需通过开发低代码工具、构建数据贡献积分激励机制、采用区块链分层优化技术等方式,降低技术使用成本、提升数据协同效率,并通过算法优化来保障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5.2 制度创新路径
开放科学导向的科技智库知识治理不仅依赖技术赋能,还需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协同壁垒、重构治理规则。需围绕数据主权归属、知识共享边界、利益分配机制等核心问题,构建适配开放科学范式的政策框架与协作规则,推动科技治理从“封闭管控”向“开放协同”转型。
在数据要素上,要构建全链条数据要素管理体系。除了国际合作协议、各国推出的政策规划与法律保障外,科研数据作为开放科学的核心要素,其管理制度设计直接影响知识共享效率。构建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共享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框架,依托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推动高价值数据资源开放,并通过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打破机构壁垒,对开放科学运动的成果落地具有重大意义。在数据产权方面,要确保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和有序流通。科技智库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与联邦学习技术,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在保障科研机构数据控制权的前提下,设计跨境、跨域数据流动的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资产保护边界。组织构建数据贡献度量化评估模型,将数据要素纳入科研价值分配体系。
在知识共享规则上,要实现伦理约束与技术赋能的动态平衡。开发嵌入科研全流程的智能许可系统,允许研究者根据情境需求选择差异化授权模式。建立开放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针对预印本平台、开源社区等新型知识生产场域,制定专项治理标准。
在科研利益分配机制上,要建立适应开放科学范式的新模式。传统科研成果认定过度依赖论文发表和专利授权,导致原始实验数据、算法代码等核心科研要素长期沉淀于个体实验室。对此,可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科学实验数据协同管理系统,通过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记录数据上传、审核验证、执行贡献确权与价值分配;进而设计多维度通证激励模型,采用通证兑换机制对科研行为给予代币奖励等,以鼓励研究者进行科研数据上传和审核。
制度创新路径需破解数据主权与开放共享的冲突、通证激励失效风险、伦理审查滞后性及智能合约的刚性缺陷等难题。为此,可采取跨境数据流动需通过多边协议建立主权分级规则,通证激励应锚定科研资源使用权以规避金融风险,智能合约可嵌入“人工仲裁”通道以应对复杂纠纷等,构建起弹性制度框架,平衡开放与规制的关系,兼顾知识生产的合规性与创新活力。
5.3 文化转型路径
开放科学导向的科技智库还应当注重文化层面路径转型。
一方面,科技智库要从“知识守门人”转向“生态构建者”。科技智库作为“知识守门人”定位已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创新需求,要通过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着力培育开放、包容的文化,采用公民科学等新型研究模式,重构科研机构、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文化转型的本质是打破传统科研活动中的学科壁垒和机构边界,在数据共享、技术标准、伦理规范等维度形成具有兼容性的创新生态。
另一方面,科技智库要推动公众科学素养,通过科普活动(如开放数据竞赛)提升公众参与科技创新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的号召,具体地阐述了国家高端科技智库作为“科普师”的功能要求。科技智库应当主导建立以科学家为主、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科普运行机制,从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上保障和激励科学家乐于并且有能力从事科普工作;搭建平台,促进科学家与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记者、教师和专职科普工作者等主体的联合,协同推进科普工作。
文化转型路径在塑造开放科学的文化认同时,应避免公众参与形式化、跨界协作壁垒及科普激励缺失。可通过设计分层式公民科学项目,提升公众实质性贡献;将科普成果纳入绩效评估体系、设立专项基金推动制度化保障等措施,通过参与机制优化与制度激励设计,构建可持续的开放科学生态。
06 结 语
开放科学深刻变革了科技智库的知识治理范式,促进了科技智库角色的转变。一方面,开放科学运动驱动科技智库形成包容性的治理体系,打破传统知识治理的封闭壁垒,确保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知识生产者能够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共同推动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智库从“知识守门人”转向“生态构建者”,科技智库不再仅仅是政策的解读者与执行者,更是知识生态的构建者。在这个系统中,科技智库不仅是知识的汇聚点,更是创新的孵化器,能够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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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周兰羽
研究所简介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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