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诈误伤，手机遭意外停机的律师走上漫漫维权路

在手机号码被停机的一年多时间里，梁萌新不能拨打电话，登不上办公软件，连带绑定的银行卡支付也成了难题，必要时只能先用花呗。

2023年8月1日，当四川移动公司误将她的手机号判定为“涉嫌电信网络诈骗”，这个159开头的号码，仿佛被宣判了“死亡”。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数字社会，失去了使用11年的手机号，几乎意味着失去重要的生活凭证，过往的社会联系被一并暂停。在尝试线上恢复通信失败后，2023年12月，梁萌新将四川移动以侵犯通讯自由为名诉上法庭，要求四川移动公司恢复其手机通信，修改并公开对手机号的监测识别、风险等级、异常判定的规则，“移动通信企业或者行政机关不应以反诈为由，随意限制个人的通信权。”

过去一年时间里，她接连经历两审败诉。近期，她告诉南都记者，考虑将案件提交再审。

文|蒋小天

意外停机

2023年8月的第一天，一次寻常的午休过后，梁萌新意外发现，自己的手机停机了。一条当日12点36分来自四川移动的短信通知显示，该手机号被判定存在异常使用情况，机主须尽快前往号码归属地指定营业厅实名核验，若未核验或核验未通过，将依法对电话卡进行功能限制。

这个手机号自她大学时期开始使用，是她唯一的电话号码。大学毕业后，梁萌新从成都来到长沙做了实习律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三要去指定单位坐班，平时还要承担办理案件的工作，“真的特别忙，周末都在加班，实在抽不出身。”

因一时难以从长沙赶回成都的营业厅线下处理，她拨打10086请求帮助，客服人员建议她尝试通过官网的核验通道线上“解封”，但她在核验框内键入号码尝试后却发现无法打开网页，只好再次致电10086。对方提出可由客服人员等人帮忙线下代办，需出示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因担心泄露隐私，“万一真卷入电信网络诈骗怎么办？”梁萌新考虑再三，最终拒绝了代办的请求。

停机的麻烦随之接踵而至，一些朋友、老师、同学联系不上她，她的工作和生活直接受到影响，网上支付有时需要输入验证码，网购也成了问题。一些朋友在微信上发来消息询问，她才发现，自己并非被反诈“误伤”的孤例，一些律师、企业朋友的手机号都曾被判定疑似诈骗号码而停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曾在停机前短时间内多次拨打电话。

梁萌新回忆，手机停机当天上午，她曾接到快递员电话一次，打给爷爷一次，同时作为一家环保组织的志愿者，因咨询机构的相关事宜，拨打过四川省市场监管局的座机号，多次无人接听后，她曾接连拨打了20余次，她怀疑，正是因为多次连续拨号，被误判为诈骗电话。

移动营业厅。（图文无关）

反复停机，在大数据模型中“鬼打墙”

因不满四川移动对自己电话卡的误判及停机处置，2023年年底，她以侵犯通信自由权为由将四川移动告上法庭。2024年3月18日，该案在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开庭一审，但案由变更为通信合同纠纷，庭审现场，四川移动的回应验证了她的猜想。

四川移动称，将梁萌新的号码作停机处理，是反诈监测系统监测到手机号存在高频呼叫，接通率低，异地呼叫占比高等异常情况，经过防诈骗大数据模型分析，符合线下涉诈高发类作案手法，被系统识别为疑似诈骗号码而采取了关停措施。

关停的依据则来自一份地方文件。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四川省公安厅于2019年12月16日联合印发《四川省涉嫌诈骗电话监测处置工作机制（试行）》，该文件显示，通信运营企业监测发现并形成疑似诈骗号码清单，报四川省公安厅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进行研判，明确处置意见。根据处置意见，通信运营企业对疑似诈骗号码进行处置，并于一个工作日内报送四川省公安厅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和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备案。

据移动四川公司成都分公司出示的一份来自四川省公安厅向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反诈协作函显示，仅2023年7月31日至8月6日期间，包括梁萌新的手机号在内，就有共计有168715个号码被判定为疑似诈骗手机号而停机。

四川移动称，在停机后曾告知梁萌新线上和线下恢复通信的渠道，但当天开庭现场，她现场点击了恢复通信的线上链接，再次以失败告终。

开庭当天，梁萌新曾抽空至四川成都线下营业厅办理手机号“解冻”，当天，她曾注意到，一份张贴在四川移动线下营业厅门口的通告，这份由四川省公安厅和四川省通信管理局于2020年10月19日联合发布《关于对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电话用户实施黑名单管理的通告》显示，经公安机关认定的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涉案号码登记人或者通信管理部门通报的涉嫌诈骗电话号码登记人，一律纳入黑名单管理。对被纳入黑名单、因涉嫌诈骗被暂停通信服务有疑议的用户，可由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到指定营业厅提出申请，通过实人验证后前往电话卡开户地公安机关反诈中心申诉，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解除黑名单，方可恢复通信服务。

梁萌新认为，这意味着作为被通信管理部门通报的涉嫌诈骗电话号码的登记人，事实上，自己的号码根本无法通过线上程序恢复通信。

她告诉曙光里政鉴，当天为了恢复手机通信，趁着开庭来到成都的契机，曾跑了线下多个营业厅，但对方都表示没有这项办理业务，她最终选择前往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1号——中国移动四川旗舰营业厅，“我想，四川移动营业厅总部，总得有这个服务吧。”梁萌新回忆，当时营业厅外有许多和她一样来“解冻”号码的人们，排着长龙，而就在满心期盼能在营业厅“救回”手机号时，她发现，该号码在停机后仍然在不断扣费，欠费达一百余元。而在营业厅线下实名核验后，159号码虽然恢复，但是入网时间、套餐费用、移动积分均已经发生变化。

梁萌新注意到，根据前述《四川省涉嫌诈骗电话监测处置工作机制（试行）》通知，疑似诈骗号码关停三个月内，被关停用户可向通信运营企业提出恢复开通申请，关停超过三个月的，不予恢复。她认为，这意味着自己原本159的手机号码，已经超过恢复期限，“虽然在营业厅实名核验后，159号码看似恢复了，但其实等于开了一张新的号卡，已经跟我的旧手机号没什么关系了。”

该营业厅服务人员还告知她一个规则，根据四川通信局的规定，办理的新手机号若短时间内带入归属地之外的区域使用，将再次触发“诈骗电话治理模型”，二次停机。

“对方说，我可以先尝试在成都用一段时间，或者交由其他人先使用一段时间再带去长沙，绕过诈骗电话治理模型，可是我赶着回去上班，电话卡还是实名的，只能一人一号，交给他人使用，不又被反诈狙击了吗？”梁萌新无奈之下，只能拿着刚恢复的159手机号回长沙先用一段时间再说，果不其然，刚回长沙不久，2024年3月31日，她的电话卡再次因触发“省外流量漫游换机模型”被四川移动暂停通信服务。

四川移动发来的短信显示，因电话卡存在异常使用情况，需重新进行实名核验，请前往四川省内指定营业厅（需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手机原卡），也可以通过中国移动APP或点击https://dx.10086.cn/048rUnAj（30天内可核验2次）进行核验，逾期未核验或未通过，将进行保护性限制措施。

梁萌新觉得，自己似乎陷入了“反诈治理模型”的鬼打墙中。

“我给政府部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

手机号被反复停机后，梁萌新一直坚持在跟四川移动打官司。她认为，按照四川当地的反诈逻辑和规定，电信企业负责判定疑似涉诈的手机号，但必须报请四川省公安厅反诈中心明确处置意见后，电信企业方有权处理涉诈手机号，且应该给予涉案人申诉的空间和缓冲期。

根据2021年6月，《工信部、公安部关于依法清理整治涉诈电话卡、物联网卡以及关联互联网账号的通告》第四条，针对涉诈电话卡、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等高风险电话卡，电信企业提醒用户在24小时内通过电信企业营业厅或线上方式进行实名核验，在规定期限内未核验或未通过核验的，暂停电话卡功能，有异议的可进行投诉反映，经核验通过的恢复功能。

梁萌新认为，四川移动并未规范执行上述规定，自己手机2023年8月1日被停机，仅仅在收到提示短信后间隔1分3秒就被采取了停机措施。而根据四川省公安厅向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反诈协作函，其落款时间8月9日也表明，四川移动采取停机措施的时间要早于拿到协作函的时间，即四川移动未得公安授权即采取行动。

她告诉曙光里政鉴，通信权是和人身自由权同样重要的公民权利，作为公权力部门，对手机号的核实和处置一定要慎之又慎，而不是停机后让公民个人去寻找救济渠道，同时还要自己给出身份证明等信息自证清白，“电话卡号主究竟是不是诈骗？按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核验本应是公权力部门以及运营商的义务，应该认真核实，而不是把举证责任转移给个人。”

她问曙光里政鉴，“现在大数据这样发达，他们核实我给谁打电话有难度吗？你说，我给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座机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

对此，四川移动在庭审中辩称，为保护个人财产，维护公共利益，虽然在处理号码的过程中存在瑕疵，但因函件办理流程较长，“为尽快切断电信网络新型犯罪途径和渠道，移动四川公司可以也必须先行采取处置措施。”

针对梁萌新的质疑，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四川移动是出于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个人采取即刻停机的手段，且出示的协作函中明文指出，公安机关发现疑似诈骗手机号的时间为8月1日，处置建议为关停，这表示，协作函是公安机关对之前紧急处置行为于事后形成的统一书面文件，无法因时间差证明四川移动有侵权行为和主观故意。

但法院同时提出，四川移动的处理方式欠佳。一审判决曾指出，移动公司在采取相关措施时不得随意扩大限制措施适用条件，移动公司提醒的时间与关停时间不足24小时即对其号卡采取限制措施，属于未尽完整充分提示义务。移动四川公司在接到梁萌新无法立即前往归属地营业厅实人核验的情况反馈时，应当积极采取技术和管理等措施，加强分析和审核，对确不属于涉嫌网络诈骗的手机号码尽快恢复使用功能。

被“误伤”了如何补救？

在前期一审、二审中，梁萌新均败诉，她表示，自己将于近期申请案件再审。她告诉南都记者，事实上，除了质疑四川移动停机的程序瑕疵之外，她在前期诉讼中也提出，四川移动判断手机号码是否为疑似诈骗号码时，其规则的制定不合理不透明。

据四川移动声称，反诈监测系统是根据手机号存在高频呼叫，接通率低，异地呼叫占比高等异常情况，因此判定为诈骗号码。梁萌新现在是一名执业律师，因工作业务的需要会经常出差，时常会异地多次拨打电话，也会选择资费便宜的套餐，“如果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被纳入判定诈骗的大数据模型的规则中，而这个规则我们却都不了解，一旦触发某些条件就要停机，那我们岂不是要经常面临停机的困扰？”

她曾在法庭中申请，四川移动应采取更加精准的大数据模型，并修改电话风险识别规则、核验规则，公开告知公众。但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电信企业不承担公开反诈模型的义务，而反诈监测模型以打击犯罪为目的，本身具有保密性不宜公开。

“这就好比我们做错了事就会遭遇惩罚，但我们却不知道做什么会犯错，那我们该怎么做？”梁萌新认为，这将无疑增加被反诈模型“误伤”的几率。

在此前的庭审中，法院也曾建议，移动四川公司应该完善风险防范模型，最大限度减少服务瑕疵，让数据预警模型真正成为阻遏电信网络诈骗，维护用户财产权益的工具。

近年来，在严厉打击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态势之下，被反诈“误伤”的个案并不在少数，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个人权益，似乎目前还未找到完美的解决办法。

距离159的号码第一次被停机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虽然在二次停机后，她通过线上核验渠道救回了号码，但因停机太久，这个号码已经很久没有人再打进来，只是偶尔还会收到一些商家发来的节日问候。“很多同学、朋友因为此前打不通我的手机，慢慢不再打电话给我，这是我最遗憾的事。”

梁萌新又在长沙办了一张新号，她把自己的新手机号郑重写进微信用户名成了后缀，她开始真正接受陪伴了自己11年的手机号码在真实世界中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