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资讯（总第139期）|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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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3日，《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数字虚拟人作为数字技术融合创新产物，已从娱乐场景向金融、医疗、文旅等垂直领域落地，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新载体与网络空间服务新形态。《办法》精准回应社会关切，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难题，既为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筑牢安全屏障，也为全方位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是我国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高逼真度数字虚拟人从科幻概念走入现实，数字虚拟人领域“撞脸”“碰瓷”名人、任意“复活”逝者、深度伪造实施诈骗，以及恶意传播谣言、侵害“数字劳工”权益、算法操控诱导非理性消费等问题频发，不仅侵害自然人合法权益，也扰乱市场秩序，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与伦理担忧。在此背景下，国家网信办适时制定《办法》，标志着我国对数字虚拟人这一新兴业态的治理将迈入全面、系统的法治化规范新阶段。《办法》共五章二十七条，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维护数字时代人格尊严。数字时代技术越发展，人格尊严与人类既有社会秩序就越需要被坚定维护。《办法》的出台，正是对这一核心矛盾的深刻回应与制度性解答。它首次系统地将数字虚拟人定义为“存在于非物理世界，利用图形学、数字图像处理或者人工智能等技术，借助真人驱动或者计算驱动，模拟人类外貌，具备声音、行为、交互能力或者性格等特征的虚拟数字形象”，突出了数字虚拟人的“类人”特征。《办法》从多个维度筑牢了人格尊严的数字防线，一是强化个人信息与人格权保护；二是严格规范“复活”逝者行为；三是保障“数字劳工”合法权益。这些规定共同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在虚拟世界，“真人”的合法权益不可侵犯。技术可以模拟人类，但绝不能替代人类或践踏人类的人格尊严与法律权利。

第二，紧扣“高逼真”特性，精准治理两大核心痛点：形象“混淆”与内容“乱象”。在形象规范方面，《办法》重点规制数字虚拟人形象可能造成的“混淆”现象。其明确规定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将《民法典》中关于自然人对肖像等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权利延伸至“数字分身”场景。在内容治理方面，《办法》为利用数字虚拟人生成和传播信息划出了明确的“底线”和“高线”。“底线”即法律红线，严禁利用虚拟人生成、传播任何危害国家安全、从事违法活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高线”则是价值引领，明确提供和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

第三，顺应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化趋势，构建了覆盖全链条、多主体的责任共同体，并在使用者义务层面实现了规范创新。《办法》明确区分并规定了服务提供者、技术支持者、服务使用者等多方主体的义务。对于服务提供者，其要求涵盖了算法安全、数据合规、内容审核、未成年人保护等全方位主体责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办法》在使用者责任规范上实现了重要创新，将“责任自负”原则具体化、场景化，如禁止身份冒用，明确规定不得利用数字虚拟人绕过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身份认证机制；如在数据处理活动、信息制作发布、全程标识方面同样明确了使用者的义务。这一系列规定标志着治理理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享受技术红利的每一个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推动了从“技术消费者”到“责任共担者”的观念转变，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一步。

《办法》的制定，是我国应对前沿技术社会风险、引导产业规范发展的又一重要探索。它既充分吸收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在安全治理、伦理规范方面的经验，又紧密结合了虚拟人“高逼真”“强交互”的技术特点，以及技术普及化带来的主体多元化趋势。该办法以回应社会关切为出发点，以解决核心痛点为着力点，以构建责任共同体为落脚点，为虚拟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规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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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顾】

2026年4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5件“农资打假”刑事典型案例，聚焦春耕关键期农资质量安全司法保障。案例覆盖种子、农药、化肥、饲料四大类农资产品，集中呈现三类典型犯罪形态：

伪劣种子犯罪：案例一周某亮等人以普通小麦冒充“淮麦44”种子销售10万余千克，致3000余亩小麦出苗率低，损失133万余元；案例二刘某收将陈年白术种子掺入苍术后冒充新种子网络销售，致16名种植户药田绝收、歉收，损失1366万余元。

农资“忽悠团”犯罪：案例三张某昌等人组织跨地域流动销售团伙，在山西多地以免费就餐、赠送礼品为诱饵吸引农户参会，雇佣“讲师”夸大宣传，将成分不符的化肥以“增值底肥”“复合碳酶功能肥”名义销售，金额达197万余元。

以假充真型犯罪：案例四程某东虚构发货地，将粗蛋白含量32.7%—35.6%的豆粕冒充43%标准产品销售179万余元，致蛋鸡脱毛、产蛋率下降；案例五张某连以高岭土灌装冒充多菌灵农药，销售金额仅700余元却造成60亩金银花减产30%—50%，损失5万余元。

司法机关在办理中体现三重导向：对主犯依法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高额罚金（如刘某收获刑十二年、罚金百万元）；对从犯、情节轻微者分层处理（部分销售人员不起诉并移送行政处罚）；同步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业整治，对持证违规经营者吊销资质，并对缓刑人员宣告从业禁止令。

本文以美国企业合规支出即将追平市政警务开支这一 “监管里程碑” 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美国以 “公私合作” 为名推行的企业合规模式，本质是政府将执法成本与监管责任单向转嫁给企业的策略性安排，并对由此形成的过度投入、形式化合规与责任失衡展开系统性批判。

文章开篇指出，当前美国企业投入的合规人力、财力已逼近甚至超过公共警务体系，大型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占比极高，这一现象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启动的 “良好企业公民运动”。政府宣称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打击企业犯罪，但其真实目的并非公平分担执法责任，而是利用企业合规投入解决自身难以获取企业内部罪证的困境，并将调查、监控、预防的成本与负担尽可能转移给被监管方。企业则在监管 “诱导” 与 “威胁” 之下，以防御为目的持续扩大合规支出，最终形成不可持续的投入规模。

作者提出，现有对 “过度犯罪化” 和企业刑事责任的批评，普遍忽视了更核心的问题 ——单边合规成本转嫁。企业面临的真正压力并非罕见的刑事定罪，而是被监管话语诱导而不断追加的合规投入。作者将这种无底线的支出界定为一种预防性惩罚（preemptive penalty）：监管者通过迫使企业事前投入巨额资金，变相弥补因无法发现、查处全部企业不法行为而产生的 “隐性违法责任”，从而在不正式定罪的情况下实现惩罚效果。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一 “伙伴关系” 是虚伪且失衡的。政府一方面要求企业建立全面合规体系，另一方面却长期缺乏对等的监管资源投入，既不投入前沿数据分析与监控技术，也不建立基于证据的合规有效性评估机制，仅依靠空洞的尽职调查原则和周期性政策表态施压。企业则陷入被动投入的循环，合规项目高度商品化、形式化，目标并非真正改善伦理行为，而是在出事时获得起诉宽待。

作者同时揭示了社会认知层面的深层原因：街头犯罪能够引发强烈的道德愤慨，促使公共资源大量投入；而企业犯罪缺乏可感知的受害者叙事，难以激发同等的社会谴责，因此国家长期将执法资源集中于街头犯罪，默许企业自行承担几乎全部合规成本。这种 “街头与写字楼” 的执法等价性失衡，进一步强化了不公平的成本分担结构。

在批判之外，文章也提出了转型可能。随着合规数字化、监管科技（RegTech）、大数据分析、全球统一标准与治理风险合规（GRC）系统的普及，合规投入将迎来效率提升与成本下降，推动社会从这一 “里程碑” 上后退。作者认为，技术融合将带来 “合规收敛”（compliance convergence），降低预防性惩罚规模，并倒逼政府从甩锅者转变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实现监管方与企业之间的责任共担、数据共享与系统共建。

最后作者警告，如果公私双方不能重构真实合作关系，任由形式化博弈持续，企业合规将走向更高效但也更不透明的黑箱，未被追究的企业不法行为将继续扩大，最终损害公共利益与市场公平。总体而言，本文将企业合规支出上升至公共政策与分配正义层面，揭示了美式合规体系的结构性不公，为反思监管责任、成本分担与预防性惩罚的正当性提供了尖锐且体系化的学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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