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技术预测发展经验及启示

现代技术预测起源于美国。客观而言，尽管历史上存在多种形式的技术预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预测才正式成为一门结构化科学，这种演变的动机是美国政府希望确定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技术领域。从1945年12月由著名科学家冯·卡门牵头美国陆军空军科学咨询小组提交的《迈向新视野》（Toward New Horizon）报告开始，到2024年2月白官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最新版《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美国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技术预测经验。当前，我国正准备开展新一轮国家技术预测，总结、吸纳、借鉴美国国家技术预测的相关经验，为新一轮国家技术预测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国家技术预测活动一般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国防部（DOD）、陆军副助理部长办公室（研究与技术）[DASA（Research & Technology）]、美国竞争力委员会（COC）等科技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求发起。例如，OSTP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以及每两年定期更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等；NIC发布《颠覆性民用技术：至2025年潜在影响美国利益的六大技术》《2040年全球趋势》等；NSTC发布《创新使命：美国国家创新之路》《2025财年预算下多机构研究与开发重点》等；DASA发布《2016—2045新兴科技发展趋势》《2017—2047新兴科技发展趋势》等；COC发布《推动技术前沿及定义创新的未来》《技术的未来：开发和部署大规模颠覆性技术》等。

通过对以上报告进行梳理，可以看出美国国家技术预测背后的主要理论假设是“资源稀缺论”和“赢者通吃论”。报告普遍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始终能够站在全球经济总量的首位，始终能够创造新的科技应用并由其扩大社会价值，始终能够赢得大国竞争的主动权，关键就在于美国能够一直抢占关键和新兴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前沿。而这都离不开技术预测的“看未来”，也依赖技术评估的“看现在”。正因如此，美国国家技术预测工作与技术评估工作紧密相关。

以《2017—2047新兴科技发展趋势》为例，该报告对2012—2017年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产业界、智库和相关国际机构的52份技术预测报告进行分析，确定了947个与科技发展相关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10个未来30年可能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新兴技术，如机器人、AI、自主系统及量子计算等。

以NIC的《2040年全球趋势》报告为例，该报告在撰写过程中，不仅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能源部、国际开发署等政府部门专家的参与，还吸纳了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森特拉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等智库，召开了一系列情景模拟、信息分析研讨会。同时，与外国专家的交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英国国防部发展、概念和理论中心（DCDC），以及加拿大政策视野（政府卓越预测中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芬兰创新基金、新加坡战略未来中心等，还有非洲的民间社会组织、亚洲的商业领袖、欧洲的技术预测从业者、南美洲的环保组织等。此外，还邀请了华盛顿特区的高中生参与讨论，实现了年龄、专业、文化、语言等多维度的覆盖，帮助NIC识别和修正不同专家观点的偏见和知识盲点。

2.2 发挥技术预测工具作用

美国已经开发应用的技术预测工具主要有：国防部的ICEWS系统，未来研究所（IFTF）的X2系统和DeltaScan系统，乔治华盛顿大学的TechCast系统，IARPA支持开发的FOREST、HFC、ACE、FUSE、OSI、MERCURY系统等，以及各部门自主开发的技术预测分析系统。

除美国政府部门发起的国家技术预测活动外，兰德、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智库，《麻省理工技术评论》《信号》杂志等媒体，高德纳、麦肯锡等企业，IEEE等专业协会也各自发起技术预测活动。例如，兰德发布《2035年以后的新兴技术》《2050年太空技术的应用未来》等，《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每年推出“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和“技术的下一步是什么”栏目，麦肯锡定期发布《年度技术趋势展望》，IEEE定期发布《年度顶尖技术》等。

相关报告虽然由不同主体发起，但相关成果在各自领域的影响都是国家性乃至全球性的，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制定科技政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是国家技术预测体系的有益完善。其主要作用体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不同预测观点的印证和补充。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未来技术创新存在不确定性。但技术发展遵循一定的轨迹和路径，即使出现颠覆性技术，也不是凭空出现，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技术预测反映人们对未来技术的需求和期盼，是“主动塑造”的体现，因此，技术预测就是“集众智，看未来”的过程，需要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主体各类预测观点的集成。

二是丰富技术预测研究方法。政府部门牵头的技术预测方法更多使用已经成熟的、经过实践验证的方法和工具，但这些方法对于当前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适用性值得思考。而不同主体开展的技术预测活动方式更加灵活，可以根据不同预测目标，如偏向市场影响、行业分析、人力资源发展等，借助AI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开发新的工具，尝试和应用新的方法。

一是强化国家技术预测工作各主体的统筹和配合。由中央科技委牵头，协调政府部门和智库、企业等不同主体，将国家技术预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工作安排。国家技术预测已成为科技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能，也是科学研究、企业发展、新行业创造等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因此，应搭建国家技术预测平台，鼓励不同主体参与，根据各自需求发起技术预测活动，通过持续跟踪重点领域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趋势，判断技术价值与效益、国别技术水平差距与发展态势，以及可能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为重大科技创新方向遴选提供决策参考，服务国家短、中、长期战略制定，同时不同主体之间亦可各取所需。

二是完善定性与定量、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预测方法体系。定性及主观判断方面，美国通过专家访谈、研讨会、学术会议等方式组织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高校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的专家进行交流互动，充分吸纳各方观点见解，同时还注重参考公众（甚至高中学生）对于技术的感知、接受度及相关意见建议。定量及客观分析方面，美国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分析、科学计量、统计模型等数据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对专利、出版物、重点研发项目、经济统计数据等多种数据源进行客观分析。技术预测并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方法和工具适用于各个领域，应建设并打造国家技术预测所需的知识库、方法库、专家库、数据集和分析工具，在不同的领域下采用多样化、兼顾各方面信息的预测方法，提高预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