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林：苦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腐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一、前三十年的苦

前三十年苦不苦？苦。这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苦？这又是什么性质的苦呢？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一下解放前就明白了。

解放前，对于占人口90%以上的中国人民而言那是一种做奴隶的苦，是同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苦，是没有丝毫的人格尊严的屈辱的苦。当然也有不苦的人，不苦的是什么人呢？那就是极少数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帮凶。当下，在媒体上赞美那个黑暗的时代的就是这三种人的个别后裔！

熟知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从鸦片战争始，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状态，帝国主义像欺负印第安人一样欺负中华大地上的原住民，殖民者认为原住民根本就不是人，不配拥有这片广袤的土地，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才配拥有这片广袤的土地。幸好，中国当时有四亿多人口，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又形成了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殖民者们实力再强大也吞不下我们，所以我们才没有落到像印第安人那样的结局。

当时的中华大地上烽火连天，到处都在反抗，反抗就意味着活不下去了，就意味着苦到不可忍受了！记得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文字吗？“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歌颂的就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反抗的人们，他们就是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

最后的一支反抗力量取得了成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蒋介石政权虽然滚到小岛上去了，但它留下了几百万土匪和潜伏特务，还有那些在革命中被剥夺了权力的旧官僚和土豪劣绅，再加上他们背后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人民政权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如果新生的人民政权被颠覆，那么上述敌对分子的报复将是成百成千倍的，中华大地必然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会沦为屈辱的奴隶，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新生的人民政权不仅要全力反击蒋介石政权的反扑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还要尽快发展生产，解决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吃饭问题。要知道，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时候，已经把大陆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给新生人民政权留下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新生人民政权生存和人民群众的生存是必须同时解决的两个问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人民一道艰苦奋斗！

既然叫艰苦奋斗，那就必须吃苦。但是，这个时候的苦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而必须吃的苦，是为我们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苦。和解放前完全不同的是：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人格尊严！

解放初期，敌我阵线是分明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和它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就是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以及领导人民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敌对阶级，那个时候的阶级斗争是白热化的和你死我活的。所以，才有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早期的土地改革、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肃反、整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我们应该注意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决议》对上述运动的必要性总体上是肯定的，同时也指出运动中出现了左倾扩大化的错误。最典型的就是在反右斗争中，把一批知识分子错划成了右派，使运动中的左倾扩大化错误伤害了一批本来不该伤害的知识分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又伤害了一批本来不该伤害的人民群众。左倾错误的伤害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成了新中国艰苦奋斗之苦中不和谐的音符。但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苦和旧社会那种屈辱的苦仍然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这种苦并未动摇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信任和信心。

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后来纠正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错误的政治运动虽然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经济也得到回复和发展，一定程度地解决了中国人民的生存问题。但是，中央决策层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存在的危机感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以至于把党内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也当成了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的路线向左的方向急剧变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把它定性为一场动乱，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叫做拨乱反正。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回顾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如果我没有记错，历次路线斗争中只有陈独秀的那一次是右倾，其余都是左倾。什么叫路线斗争呢？路线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表现为权力斗争。但它又和一般的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有所区别。路线斗争是为了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大目标到底应该走那条路的斗争，斗争的各方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出于公义。比如当初的先打大大城市和先建立农村根据地再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之争，双方都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对方的主张是破坏革命的。加上当时有一个共产国际，于是导致听共产国际的就是正确的，照搬苏联经验就是正确的认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批评的本本主义。于是就在党内产生了一种政治气候：谁的观点更激进，谁就代表正确路线，宁左勿右就是这么来的。

历史上造成危害最大的一次就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整个中央苏区丧失并付出了五万多红军战士的生命。但中央对那次路线斗争处理得非常好，好在那里呢？好在尽管王明、博古为打击不同意见采取了极端手段杀了不少同志，又牺牲了那么多红军战士，遵义会议还是没有把党内路线斗争当成阶级斗争，没有把王明、博古当成敌人进行无情打击，甚至没有上升到政治高度，只局限在军事路线范围里处理。

而文化大革命却把党内路线斗争当成了阶级斗争，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当成了敌人。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说明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矛盾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让毛泽东同志做出这种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纠正建国后历次左倾错误不彻底形成了左的惯性导致一左再左，另一个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

毛泽东心里已经把赫鲁晓夫当成了资产阶级在苏联党内的代理人了，尽管公开给赫鲁晓夫定性的是修正主义。蒋介石政权和它背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威胁未解除，社会主义的苏联又迅速变质，这双重压力更加剧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变质的担忧，这种担忧严重干扰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判断，他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渗透到党里、军队里和政府里，党里、军队里和政府里已经存在资产阶级当权派甚至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声号角就是他写的一篇《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要革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命，方法是什么呢？因为走群众路线是党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要革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命就得发动群众，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成为群众运动的原因。群众运动的威力确实很大，但很容易失序，加上又被一群野心家利用，导致中国共产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广大知识分子也遭受了莫大的不白之冤。其破坏的严重程度，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已经说清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前三十年艰苦奋斗的苦又叠加了遭受极左路线的苦，被打到的党的干部和被冤屈的知识分子以及被波及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们感受到的极左路线的苦甚至超过了艰苦奋斗的苦。但是，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前三十年的苦仍然是艰苦奋斗的苦的性质，广大人民群众并未失去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信心，这就是后四十五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基础性原因。

极左路线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但前三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未停步，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导致不可一世的美国政府也觉得中国是可以联手对付苏联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中国并未上美国政府的当去联美抗苏。中国能冲破美苏两霸的封锁，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国力已经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已经成为了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旗帜！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前三十年的苦而否定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这就是我对前三十年的苦的基本认识。除了其中极左路线带来的不该吃的苦，艰苦奋斗的苦所换来的成就为后四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基础一：中国基本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具体内容我就不赘述了。

基础二：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什么经验和教训呢？苏联模式不能继续用了，完全的计划经济形态应该抛弃了，市场经济应该引入了，阶级斗争为纲应该放弃了，经济建设应该成为中心了！

吃了极左路线的苦头，反弹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最热血沸腾的年代，是年轻人充满对知识的渴望的时代。我记得我在给自己的朋友写信时都在说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那可不是假心假意的口号，那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啊！

二、后四十五年的腐

后四十五年中的腐败严不严重？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程度。这一点党中央决策层心里很清楚。

是不是前三十年就没有腐败呢？如果没有，刘青山、张子善案又算啥呢？所以，腐败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严重程度不同。那个时候，一场政治运动接着一场政治运动，使腐败分子钻空子的机会少，但却被野心家钻了空子。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就意识到自己取得权力的那一天就可能出现腐败，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包括后来又树立“南京路上好八连”这样的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典型，以及顶格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件，都是为了防止权力的腐败。换句话说，因为前三十年也存在腐败所以才警惕腐败、防止腐败、打击腐败。前后的腐败性质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伊始，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都是为了防止权力的腐败危及共产党执政，防止社会主义制度因腐化而变质。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思想界是混乱的，西方势力严重渗透到中国内部，代表西方势力的公知严重渗透到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在宣传领域里，公知们一度掌握者舆论的主导权。在经济领域里，公知们频频地发射糖衣炮弹腐蚀党的干部和政府公务员。在党和政府内部，许多干部都认为抓物质文明是硬任务，抓精神文明是软任务，在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时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了，致使治理贪腐的力度弱了，客观上纵容了贪腐现象的泛滥，权钱交易从地下走到台面上来了。好像不搞点行贿受贿就把经济搞不上去。

另一方面，前三十年提倡艰苦奋斗也压抑了人们心中对财富的欲望，改革开放后人们对财富的欲望火山爆发一般地喷薄而出，到了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地步。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杀头的危险。”相当多数的情况下，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以攫取财富为目的的犯罪活动就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干的，更何况在抓精神文明一手软的情况下还可能杀不了头，那就更肆无忌惮了！

这就是后四十五年贪腐严重的主要原因，而权力成了腐败的帮凶。那么，权力为什么会成为腐败的帮凶呢？这就要从权力的性质说起。

权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权力，就是支配人和事的一种社会性力量。手握权力的人有机会对社会结构中的人事和物质进行支配。我们只需观察狼群、猴群、蜂群和蚁群就不难发现，只要是社会性结构的物种种群，都是存在权力的。所以，权力是社会化的自然产物。没有权利的社会以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存在的。

权力存在的最初目的是为群体服务的，但它是一把双刃剑，拥有权利的人如果权力私用，就会损害群体利益。所以，人类社会总在想办法制约权力，包括把权力分散，让其相互制约达到某种平衡。人们还发现可以把权力分解一部分给制度，于是法律就产生了。商鞅立木为信，就是给秦法赋予权力的一种方式。

这个世界上，权力不仅表现为政治地位，也表现在个人威信、资本力量等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很美好的三权分立背后还有一个资本权力架构，其权力斗争不仅给本国民众带来伤害，还不断外溢，给全球人民带来伤害，所以这个世界冲突不断。这就是我们不能对美国式民主搞拿来主义的原因。

说到民主，我就想起了古希腊。古希腊做了试点，但失败了。其民主决策最大的难点在形不成共识。形不成共识就无法决策，民主内涵就消失了，民主的形式就演变成了权力的角斗场。

说到民主，我又想起了“窑洞对”毛泽东同志答黄炎培问：“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道理是对的，如何操作呢？按照共产党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和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本质上就是人民的胜利！所以毛泽东同志说的民主实际上就是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我们不难发现，党内历次整风运动和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特点：发动群众。发动群众规模最大的一次应该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几乎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革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命了。结果，这样的“民主”演化成了一场动乱。

权力成了腐败的帮凶，主要表现在权力拥有者利用权力为自己攫取利益，我们把这种现象也看成是权力本身的腐败：它的服务和管理功能失效，使政治生态腐化堕落以致整个社会生态腐化堕落。

我认为，感受到权力腐化的威胁最强烈的恰恰是党和政府。腐败同时是共产党的敌人，是人民政府的敌人，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最想尽快治理贪腐现象的就是当下执政的党和政府。这里有一个矛盾：治理权力腐败本身又需要权力。因此，我们在制约权力的同时又要考虑如何强化权力。

说到底，权力到最后还是要人来运用，不管是一群人用还是一个人用，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得权力不被滥用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实践证明：两党轮换制的美式民主不行，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式民主也不行。到底怎么才行？这恐怕是一个时代之问！

实实在在事实摆在那里，改革开放后四十五年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啥那么腐败，还能够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呢？只有一个原因：党和政府一直在反腐！十八大前和十八大后都在反腐，前后只有力度的差别没有反或不反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反腐行动把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降低到不至于经济发展不起来的程度。

可以这么认为，开革开放后这四十五年，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与腐败分子斗争的四十五年，这场斗争胜利的标志有二：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仍然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前三十年的苦就否定艰苦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能因为后四十五年的腐而否定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给后四十五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

这里我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我们吃了三碗饭，第三碗吃完，饱了。于是，我们就说：早知吃了第三碗就饱，那就不该吃第一碗饭和第二碗饭，只吃第三碗饭得了。

以上就是我对前三十年的苦和后四十五年的腐的基本认识。

三、艰苦奋斗不过时，反腐只有进行时

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苦吃了呢？就可以躺下来享受成果了呢？当然不是。

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过时！为什么呢？要说清楚为什么就必须知道什么叫发展。我们天天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叫发展呢？发展就是不断地解决矛盾。解决矛盾也叫克服困难，克服困难就需要吃苦，前进的道路上不知还有多少个艰难险阻在等待着我们，所以艰苦奋斗永远不过时。

发展过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所以，叫不断地解决矛盾。比如，绝对贫困消除了，相对贫困的矛盾就突出了。当下，横亘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又有新的三座大山：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和贫富悬殊。要推翻这三座大山，我们就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愤怒是没用的，愤怒的情绪往往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四、如何推翻新三座大山

本文重点思考思考如何推翻贪腐这座大山，顺带说说如何推翻后两座大山。说实话，推翻新三座大山比推翻旧三座大山难多了，因为新三座大山大多存在于我们的意识里而非实体状态，多数时候看不见摸不着，存在对其认识的灰色地带。所以，我们先从理论上理一理。

前三十年之所以发生十年动乱，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言，关键原因是错误地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所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后，中央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求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所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可见，中央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有多重要。

过去讲阶级斗争，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其实，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进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名词只是一种习惯性叫法罢了，其内容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代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方；资产阶级，代指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敌对的一方——蒋介石政权（现在是台独势力）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包括帝国主义豢养的公知）。就目前的态势而言，大家体会一下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不？激烈不？

过去，毛泽东同志判断资产阶级已经渗透到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如果我们承认腐败很严重，承认公知已经渗透到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腐蚀掉一大批干部并一度左右了我们的宣传领域的媒体这些事实的话，那么新的“资产阶级”渗透到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威胁到党的执政，是不是就不再是我们单方面一种认为，而是事实了呢？只不过我们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为什么不呢？一是前三十年的教训太深刻，我们不能犯第二次那样的错误。二是当下的阶级界限不分明了，如果再搞群众运动式反腐，很可能又冤枉一大批好人。

况且在法律不断完善的今天，我们不再依赖那种运动式反腐。所以，党中央决策依法反腐、制度防腐、民主监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反腐力度空前加大，查处了一批又一批贪腐分子，反腐工作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使中国的社会风气向风清气正方向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我们说过贪腐是很顽固的，想一蹴而就消灭干净，那只是美好的幻想。所以反腐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如何建立反腐的长效机制，这是当前解决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如何做？需要全体人民群策群力想办法。我们一人出一个主意，该是多少亿的主意？关键是，我们出主意的过程就是一个反腐的过程，人民群众都行动起来反对腐败了，腐败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目前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两个：民主与法治。民主，就意味着老百姓拥有监督权力拥有者的机会，比如全面公开，让人民看得见权力的运作过程。法治，当然指监督也好、惩罚也罢，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要有理、有节、有序、有力，不能乱来。

我这里用了一个“权力拥有者”的词，没有用“官员”这个词。是因为应有权利的不只是官员，有时一个基层职工也可能拥有某种权力。还有，资本也是一种权力。所谓财大气粗，那个粗就是一种权力：支配别人的权力。

再说官僚主义。百度说：官僚主义是一种领导作风，表现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欺软怕硬、做官当老爷、官官相护以及贪污腐败的行为。它通常以命令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事务主义等形式存在。这种作风源自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是极其不可取的。

可见，贪腐也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官僚主义者不一定贪腐，但也可能走向贪腐或有助于别人贪腐，所以它危害甚大。官僚主义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瑞金时期都有过、延安时期有过，到今天也还比较严重。革命事业都不同程度地吃过官僚主义的苦头。治理官僚主义，也是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的治理理念。由于官僚主义是一种工作作风，治理的方式是以教育加纪律约束为主，只有当它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的时候才依法严惩，不能一有矛头就重拳出击，这也加大了对官僚主义的治理难度，官僚主义之病很容易复发。我想，治理官僚主义也离不开民主与法治这两条，与惩治腐败相比，治理官僚主义用民主的方法应该更多一些。还是那句话，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监督，有了矛头就批评，这对党政干部也是一种保护。

最后简单说一说贫富悬殊。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只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可能齐头并进的富。上世纪五十年代刮共产风就是想齐头并进的富，实践证明失败了。只要实行市场化，就合法致富范围内来说，那些对市场敏感，有商业天赋的人必然先富。政府能做的只能有三件事：一是通过调节税收和通过增加公共福利缩小贫富差距；二是通过政策提供公平的择业、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三是打击非法致富。即便把这三件事做到极致，也不可能去剥夺合法致富者的财富无偿的分给相对不富裕的人。

有人盼望着像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那样没收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分给没富起来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土地革命时期打的是土豪劣绅，土豪劣绅的财富是靠欺压、剥削、搜刮、抢劫来的，在今天看来也是非法的。只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政策掌握得不够准确，没有区分好合法致富和非法致富，扩大了打击面，其后遗症今天都没有治愈。我们今天打击贪腐份子、打击不法攫取财富的各种人员，和当初打土豪分田地的性质是一样的。

对于先富起来的人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当事人犯罪了，触犯刑法了。如贿赂、欺诈、贩毒、拐骗、抢劫、数额巨大的贪腐等犯罪手段获取财富的人，国家除对他们取得的财富要没收之外，还要判他们的刑。第二，当事人违法了，但未触犯刑法。比如在做生意的时候钻了法律的空子、踩了法律的红线，国家对他们的处罚一般采用罚款的办法，并不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必要时也采用行政拘留的办法给予批评教育和警示。第三种就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合法地致富，他们是国家鼓励的对象，他们的财富是受法律保护的，谁也无权动他们的财富。

国家提倡先富起来的人带动人们共同致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确实少了点，但又不能强迫人家这样做。国家除了鼓励还只能鼓励。

国家惩罚第一类先富者、教育第二类先富者、鼓励第三类先富者，就是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的举措，国家只能提供公平的市场机会，致富的具体做法还需要自己去把握。

毫无疑问，造成社会不公平以致贫富悬殊的主要是权力腐败，这又回到前面说的反腐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了。

我们经常说，发展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相信，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力充分发展了，社会财富充分积累了，贫富悬殊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这就需要继续艰苦奋斗，所以艰苦奋斗永远不过时。

艰苦奋斗的苦我们得继续吃下去，贪污腐化不能再继续嚣张下去了！

谨以此文献给共和国七十五岁生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