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者：布热津斯基思想述评

内政与外交是一国政治不可分割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在世界历史上，由于内政与外交的断裂而导致的政府和国家系统的崩溃数不胜数。因此，布热津斯基在分析和论述国际战略问题时，从来没有忽视过国内问题，而是以其哲学性思维结合诸多分析框架探讨之，将国内与国外这两个不同系统予以深刻剖析。在美国社会文化领域也是如此。

“丰饶的纵欲无度”与文化的内在破裂　布热津斯基在其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以“丰饶的纵欲无度”作为第二章的标题，他从“丰饶”一词的希腊神学内涵说起，用这个标题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本质：一个什么事情都允许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拥有的社会。他接着指出，这一概念基本上指的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的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日趋激烈的社会”，“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下降，对物质商品大加强调，两者互相结合就产生行为方面的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个人愿望都能得以满足，也就不存在强制，个人也不存在自我克制。因而，道德判断就失去了存在必要。当这样一种文化被创造之后，社会就不需要道德般的宗教仪式存在，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逻辑就迫使宗教离开，却产生了离开后的真空状态，产生了绝对的公民自由，并绝对排斥了公民责任。与此相对应，他在《大失败》中盛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而美国则在理性主义的思潮中过于矫情，因而他采取了后现代主义视角看待国内和国际问题。

布热津斯基在该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实际上是在警告美国社会，一个依靠文化多元和价值自由建立起来的国度，在充分享受成果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同样的社会发展逻辑，如果被过度的延伸，也会造成社会文化的破裂和国家的破裂。反观美国21年国会暴乱事件、以及近年来美国药物、毒品泛滥等，布热津斯基无疑具有前瞻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文化破裂和纵欲无度，他认为电视媒介起了主要作用。

全球失控与媒介传播　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区别于弗朗西斯·福山高颂的“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他列举了20个美国难题，其中第12个问题是“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第15个问题是“过度的性自由”，第16个问题是“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第20个问题是“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诸种问题就是上述文化的内在破裂，但问题不在于是否破裂，而在于破裂的蔓延，“外国模仿美国已成为全世界的现象”，甚至引起一些国家开始大肆指责美国实行“文化帝国主义”，引起本土文化的流失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按照布热津斯基的逻辑，这就导致全球失去控制，而不仅仅是美国国内文化的破裂。电影等电视媒介无疑要为此负责，他认为这不是预言，而是预警。尽管这些传播媒介本身是好的，但在市场等因素的刺激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占据了上风，并掩盖了诸多难题，“美国的主要薄弱部位可能不是被其对手的有形挑战所突破，而是被它自己文化形成的无形威胁所突破，因为这种文化在国内越来越削弱、涣散、分化美国力量乃至使其瘫痪，同时又引诱和腐蚀外部世界乃至使其异化和革命化”。那么，是否就此可以认为，布热津斯基的内心不希望美国文化影响世界呢？事实显然相反，他从政治家的角度审视文化传播价值和理论，始终坚持他所谓的“道义的力量”，坚持美国的文化力量能否对全球变动施加影响，但前提是美国自身的文化不是内在破裂性的。美国并不是不具备全球媒介传播的能力，至少其它国家所称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例证，“全球传输和数据处理量的80%以上均起源于美国，全世界电影收看率的50%以上都是美国生产的影片。美国在国外播放电视节目之多，任何其它国家都是望尘莫及的”。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宗教缺失和道德危机。

如果深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媒介理论，在本质上并非真的是“媒介失控”，而是在全球力量博弈中，美国的媒介未能迎合美国国家利益向导。或者说，他并不是在传播学领域中研究电视媒介，而是突出媒介的国际政治性。换句话讲，电视媒介应该出现在美国国内文化合力最优且最具生命力的时代。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布热津斯基是基于全球国际形势和全球战略变化发展的角度考量媒介价值，也由此可以探究他的政治理论。

可以说，布热津斯基学说思想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如何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实行可能的全球控制。尽管他承认美国也在衰落，尽管他认为“丰饶的纵欲无度”是由于理性的矫情和过度所致，但他始终认为美国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具有普世性，始终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基于此，他提出或隐喻了一系列地缘战略理论。

全球控制理论　在地缘政治理论方面，布热津斯基继承了麦金德的“地心说”和斯皮克曼的“陆缘说”，着眼于20世纪国际形势实际，基于美国中心主义，他提出的全球控制论以其战略组群论为特点。所谓战略组群论，是指布热津斯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由6个相对独立且具有自我保护性的“战略组群”构成，换句话来说，即存在着区域性国家间的战略组合，或者是存在着利益性的国家间的战略组合，或者是二者兼有。分别是：北美群组，政治上以美国为核心，经济上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围绕北美国家间战略安排利益；欧洲群组：以现存欧共体为基础，直至欧洲最终完成统一而实现；东亚群组，这一群组缺乏军事和政治上的安全稳定性，经济上可以由日本掌控；南亚群组：鉴于南亚现状，未来的印度可能支配其中；伊斯兰群组：是由呈弧形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区组成；欧亚国家组群，地理上包括东欧和高加索地带，苏联势力区，俄罗斯可能支配这一组群。他认为，六大组群，只有前两个组群基于共同的文化系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现实战略利益而具有向心力，其余组群均存在内部结构性障碍。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美国可以施加影响，并采取两种战略：牵联欧洲、远东和中东的“布鲁塞尔—东京—开罗轴线”战略；制约俄罗斯的“乌克兰桥头堡”战略。有布鲁塞尔的参与，统一的欧洲才会形成，也会牢牢牵制住统一后的德国，并从欧洲方向对新起的俄罗斯实行钳制，加入东京后，又会从亚洲方向钳制之，在西欧与东亚之间形成互动。而乌克兰桥头堡的作用，“是因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成不了帝国，而一旦乌克兰臣服于俄罗斯，俄罗斯就必然成为帝国”。此外，诸如匈牙利等东欧民主国家，美国应该把握他们的演变过程。

从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控制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其所谓的六大组群及两大战略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政治思路却始终散发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特性。在20世纪60—90年代的政界，奉行现实主义的领导人居多，但随着两级争霸的演进，美国战略界和政界更多的是采取平衡思路。然而，布热津斯基却从“丰饶的纵欲无度”开始，探讨国内的道德滑坡，并论及世界性组群，及其间发展设想，提出美国要争取做“道德样板”，结合他对俄罗斯发展的战略设想，再加上他本身的哲学思维，我们不难提出一种看法：他在20世纪的理论主线，就是基于美国国内的发展变化，探讨如何让美国引领世界的全球控制论。

大简化（移植）理论　在《大失败》一书中，他提出“大简化理论”，或称移植理论，攻击了共产主义学说。他认为:共产主义学说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罪恶都简单地归结为私有制，以为只要消灭私有制，就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使人性尽善尽美。这种前途得到了千百万人民的赞成和向往，使他们充满希望。因此，它在心理上恰巧迎合了政治上刚刚觉醒的民众的感情。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简化了复杂的社会演进进程，解决问题的手段也是简化的。尽管他也认为，共产主义称雄于20世纪大半个历史，也承认在20世纪初，早期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许多痛苦和不公正现象，但他始终认为，按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单靠私有制的消灭就能达到，并以此讥讽共产主义理论“单纯”“天真”。

然而，我们在分析布热津斯基思想的同时，在阅读其经典著作之余，也要认识到其思想中的缺陷。他将20世纪共产主义的发展总结为“大简化”，是一种简单的对私人财产的否定，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客观来说，20世纪的国际共运尽管存在自身的一些问题，但凯恩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非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那些从“现实社会主义”冒进到“现实资本主义”的国家，无一不遭受挫折。即使是他自己所列的20大问题，归根结底，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病。作为民主党的支持者，他充满着激情与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过度悲观色彩，认为21世纪是越来越快的没有明确目的的飞行过程，这与其“西方中心论”不无关系。

步入21世纪，布热津斯基又提出了国家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理论。应当说，关于国家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理论，既与他的全球控制理论相关，源于这一理论，是新的理论的思想渊源，又是布热津斯基自身对21世纪之后世界主要国家格局的设想，且相比于之前的政治思想，这一理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表现的更为体系化。他在书中认为“自从世界各大洲在大约五百年前开始在政治上相互影响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基于此，中美合作前景广阔，但中国依然是地区性的国家。应该说，布热津斯基的这一评价并没有跳出其思想中的一些矛盾点。即使是在《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中，他对美国的全球性定位依然更多的是基于信心，而不是美国的实际国力。在论述“大西洋中心论”的同时，他也不自主的注意到了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和全球力量的转移趋势。

纵观布热津斯基的系列“大”著作及其它成果，我们在惊叹其深邃的哲学视野和丰富的政治外交经历之余，也要看到其思想体系中的缺陷和矛盾。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控制论和美国是全球性国家论，深刻反映出了他对美国的期望和关切。他认为美国的军事和科技是举世无双的，正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才带来了对电视媒介的担忧，因为美国的传播能力太强了。这种强大，在苏联解体之后，更加变得史无前例。因此，美国当然应该举起全球责任，成功引领世界国家的发展潮流。俄罗斯相比于美国而言，不具备这种引领力。在《大抉择》中他指出：“由于俄罗斯缺乏深深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民主政治文化，其政治精英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还存有帝国野心，它的权力部门又具有专制倾向，俄罗斯转向民族主义专制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因此审慎地支持巩固越来越民主的后帝国的俄罗斯的努力仍将是欧洲大西洋联盟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宏大的理想基于这一现实，但这一现实显然并非是现实的全部。构成全部现实的另一部分，就是在上文所提及的“丰饶的纵欲无度”，这一事实与强大的媒介传播能力事实显然是太不合时宜了。因此，当我们纵观布热津斯基的政治思想理论的同时，首先应该注意到，其思想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矛盾，既是如此。

直接霸权与间接霸权的矛盾　在《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基于美国是惟一的全球性大国考量，可以利用美国的制度力、价值观和民主系统吸引世界国家，从而对这些国家产生间接的影响力，通过对话体系和国际性、区域性论坛构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表面来看，这种国际体系是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地位平等的体现，但实际上，在布热津斯基的内心，它是依靠体系内的混动，抵消其它国家的力量，从而确保美国“渔翁得利”，或者是“坐山观虎斗”。这种设计的本身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由唯一的全球性国家实行间接霸权，只不过与直接霸权相比而言，更具隐蔽性，但无论如何，布热津斯基并没有放弃霸权论。然而，在《大抉择》中，他也深刻认识到即使是非国家性力量，也会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在今天看来，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如ISIS组织等，正是当年他考虑到的因素。因此，布热津斯基陷入“如何定义其霸权，如何运用、分配霸权，又与谁来分享世界权力的首要位置”纠结思考中。

美国重新崛起与世界“极”的现实的矛盾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要保持全球霸权，必须如上所述，让其它国家处于力量的抵消中。这种抵消，在国际关系学上就是稳定的“均势”，甚至包括美国本身也参与到这种“均势”之中。问题在于：均势与霸权本身就是对立的，设想中的“均势”国家，是否会真的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设计行事，国际性力量本身就是充满着变数。在2012年布热津斯基的著作《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他也承认今天的世界存在权力危机，东移的世界性权力正在被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引导，连盟友日本也是在“设计”美国因素。但美国依然拥有可以同时发动几场局部战争的能力，也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人口优势也没有丧失，美国自身依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东西有大洋，南北无强邻，美国的价值观和人权理论依然具有世界性的主导力，这些都构成了布热津斯基内心对美国重新崛起的期望资本。但不管如何，新兴大国的确构成了美国的忧虑。如果存在一种可能性：这些新兴大国未曾出现过，且美国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中。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布热津斯基最希望的局面。因而，其内心对现实仍然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与之前的两种矛盾同根同源，那就是基于其全球控制和霸权理论。

俄罗斯学者认为，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地缘政治的一面镜子”。在21世纪中美大国博弈中，重视布热津斯基为美国作出的跨世纪战略设计，并深刻研究之，对于我们把握中美关系和地区性及全球性复杂局势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