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下载】美伊战争对战役设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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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6年10月13日，小规模战争期刊发表文章《美伊战争对战役设计的启示》。

自2月28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但并未摧毁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负责重建这些力量的机构。此后，华盛顿转而切断革命卫队赖以生存的硬通货。

这一手段固然正确，但如果成功需要伊朗放弃其核计划，那么评判其成效的标准就错了。遏制政策对德黑兰没有任何要求。本文运用斯特兰奇的关键因素理论，阐述了遏制政策能够取得的成果，以及如何通过持续的金融封锁、设定明确的门槛和精准的执行，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有效的遏制。

最终目标是遏制革命卫队，使其得以苟延残喘，但无力承担那些使其构成威胁的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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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伊朗战争；遏制革命卫队；霍尔木兹海峡；商业渠道

这是蓝军开源情报的第 730 期分享

编译006 l 校对006 l 排版019

来源 l 蓝军开源情报（ID：Lanjunqing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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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纯武力手段难以达成对伊政治目的

自2月28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扰乱了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并击毙了多名高级领导人，但并未促成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伊朗的统治体系既没有崩溃，也没有接受对其核计划、导弹计划或代理人计划的持久限制，并声称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控制权，但华盛顿对此表示异议。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清除过境航道上的伊朗水雷，美军已护送近1500艘船只通过该海峡。

这表明问题远不止武力不足那么简单。这场战役采用了错误的敌方模型，低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将革命目标转化为军事能力的机构。其意识形态抵制胁迫，而其官僚机构的弊端却可被胁迫者利用。

政权更迭的呼声从一开始就被提出，此后也一直被反复提及。一个不同的伊朗固然更好，但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入侵，而伊朗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因此，目标也相应缩小。既定的军事目标——摧毁伊朗的导弹部队和生产能力、海军和空军，削弱其代理人的支持，并阻止其拥有核武器——已基本实现，如此惨重的损失预计会迫使德黑兰放弃浓缩铀、导弹生产、代理人重新武装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声索。两种方案都要求德黑兰做出不同的选择。遏制政策对德黑兰没有任何要求，它只是剥夺了伊朗的手段。

摧毁军事资产攻击的是革命卫队实际部署的兵力，而不是其部署兵力的根本保障。革命卫队错综复杂的防御体系吸收了损失，政权得以幸存，并催生了更强硬的领导层。这场战役摧毁军事能力的速度远超其改变维持这些能力的体制的速度，等到政策转向财政收入时，德黑兰内部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

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替代方案。四月份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迫切的需求并非任何特定的导弹、发射器或指挥官，而是用于维持其运转的石油收入。军事力量是会损耗的，而收入才是使该机构能够替换这些损耗的根本。

这场运动尚未解答的是它将如何收场。衰落并未剥夺国民警卫队施加影响或自我更新的能力。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压力制约着这个机构，而非其产出。

财政部8月24日发布的《经济制裁令》强化了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收入封锁行动，并将封锁范围扩大到支撑伊朗经济复苏的航运、金融和商品网络。制裁手段本身没错，但目标却错了。财政封锁并不能迫使德黑兰放弃其既有项目，但它确实限制了德黑兰的重建能力。而这一更为狭隘的目标正是强制遏制的基础。

要求始终如一：切断收入来源，加强海湾地区的生产和出口，并有选择地打击重建工作，直到国民警卫队无力承担那些使其变得危险的因素。

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组织属性与资金软肋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非受常规动机驱使的常规军事组织。其身份认同与维护伊斯兰共和国、捍卫革命以及敌视美国和以色列紧密相连。美国于2019年将其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其过往记录涵盖了四十年来在海外发动的袭击和在国内的镇压。伊朗领导人曾呼吁消灭以色列，而革命卫队也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它部署了能够打击以色列及其武装伙伴（包括真主党、哈马斯、伊拉克民兵和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目标是其合法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里姆·萨贾德普尔在2010年从凯南的研究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伊朗革命者依靠外部威胁来获得合法性，并在保持战略敌对立场的同时，寻求战术上的妥协。他提出的方案是政治遏制而非军事手段，但事态发展已远超这一方案。

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不能谈判。德黑兰在时间安排和临时协议方面展现出了灵活性。关键在于手段和目的，而战后涌现的领导层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并非命中注定。佩泽什基安和议长加利巴夫力主谈判，并强调优先发展经济，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也因此受到挑战。8月份的人事任命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曾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16年的穆赫辛·雷扎伊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领袖代表，后又担任该委员会秘书。曾参与策划1月份镇压行动的前情报局长侯赛因·塔伊布重返巴斯基民兵组织担任领导人。这场运动更换了高层人物，但并未改变选拔他们的机构。施加的压力并未改变领导层的目标。其目的应该是约束，而非说服。

伊朗并非苏联。其权力向外延伸主要依靠代理人、采购和财政收入，而非大规模武力。尽管如此，伊朗革命卫队仍然是一个官僚机构，即便最高领袖及其大部分高级领导层遇刺身亡，这套机构也并未因此而分裂。

这就是美国战略问题的核心矛盾所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意识形态上难以被说服，但在物质上却很容易受到约束，而且它与石油的联系是直接的，而非间接的。伊朗约47%的军费预算是以石油配额而非现金支付的。国会证词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近一半的石油出口量，高于2021年的约五分之一，每年约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中，可能有一半都流经其渠道。美国财政部认定，塞佩尔能源公司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石油销售机构，其运作依赖于愿意为军方运输石油的“影子舰队”船只。由于这些石油最终在银行体系之外结算，因此上述数字低估了实际情况。外部重组需要使用在国外赚取的可兑换货币。

这种依赖性是有阈值的。到2025年，军事和安全总经费约为230亿美元，其中约124亿美元来自拨款，107亿美元来自原油配额和专项信贷。财政部报告称，计划分配给武装部队的石油配额超过每日50万桶，每年100亿美元。军方在石油销售中享有优先权，如果分配的原油无法出口，政府必须以现金补偿，从而将负担转移到一般预算中。只有当总出口量低于军方配额时，军方的优先权才会失效。自7月14日封锁恢复以来，没有伊朗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中国，8月份的装载量为每日22万至25.5万桶，不到计划配额的一半。这个阈值已经达到。封锁线外的石油储备（据克普勒统计为2900万桶）足以维持到10月中旬，构成一定的缓冲。替代渠道解决的是支付问题，而非收入问题。一旦石油不再流入市场，这些渠道就无法取代石油收入，而陆路运输也未能弥补这一缺口。

三、基于敌方重心的综合遏制战役构想

约瑟夫·L·斯特兰奇博士的关键因素理论被运用到《侏罗纪公园5-0》的重心分析中，这便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重心是拥有实现目标所需关键能力的权力源泉。而确定重心则取决于所选择的目标。

对于旨在遏制伊朗军事力量复兴的行动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关键所在。此前的分析曾将石油收入本身称为关键所在。这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关键所在指的是采取行动的实体，而收入则是该实体行动的必要条件。革命卫队负责部署导弹、保障核计划安全、指挥代理人、维护内部安全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能力都依赖于两个关键要素：硬通货和商业渠道。

只有当某种需求可及时，它才会成为关键漏洞。伊朗石油必须通过固定的出口基础设施运出，装载到可识别的油轮上，在中国找到买家，并产生伊朗能够获得的资金。漏洞在于整个系统，而非单一目标。

全面的评估必须认识到联盟的脆弱性。遏制伊朗的关键在于确保商业通道能够可靠地通过区域咽喉要道，并保护集中的高价值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免受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两点都必须得到保障，才能维持对伊朗的压力。

JP 5-0指出，指挥官同时攻击部队和职能部门，并将后勤保障视为一项值得破坏的职能。导弹和发射器属于部队。收入属于后勤保障。遏制战略由此展开。金融封锁持续进行。动能行动在固定节点切断出口能力，并强制执行重建阈值。不进行金融封锁的打击会摧毁收入重建的成果。缺乏可信武力的金融封锁仅仅是一种制裁机制。

四、实施对伊综合约束遏制的四条路径

1. 协同推进四项相互促进的遏制举措

切断供应。哈尔格岛承担着伊朗约90%的原油出口，其装卸基础设施是地下石油与外汇之间唯一的纽带。封锁表明，物理封锁有效，但部署在哈尔格岛的每艘船只都无法用于其他用途。在出口已被封锁的情况下，瘫痪哈尔格岛相当于用一种固定的封锁机制取代了持续的海上封锁，而不是从市场上移除更多石油。美国曾两次打击哈尔格岛，击中了90多个军事目标，但并未伤及石油码头。这种打击的优势在于作战层面。对装卸设备进行精确打击，可以在不无限期占用印太地区所需船只，也不摧毁码头的情况下，切断类似的出口能力。

代价是局势升级的风险。伊朗及其代理人可以对海湾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报复，包括破坏生产设施、出口码头、管道以及运输这些设施的油轮。伊朗的目标并非保护其市场份额，而是要让华盛顿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大于德黑兰的收入损失。因此，能源保障是阻止伊朗获得收入并维护海湾石油供应的集体战略的一部分，而非对海湾国家的礼节。这剥夺了伊朗的反制手段。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可靠通道、受保护的旁路运输能力、具有韧性的海湾基础设施以及来自受威胁水道之外的供应都是必要的补充。

抑制需求。战前，中国每天进口约140万桶原油。需求可以通过买家、炼油商、中间商、航运和支付渠道触及。财政部已对五个行业做出限制决定，但其目标远不止于此。伊朗将转向黄金、数字资产和易货贸易，但这些都无法取代海运原油。中国愿意承担规避成本的意愿决定了实际的限度。无法转化为硬通货的原油已经失去了其军事功能。

削弱咽喉要道的影响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握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上原油和石油贸易，使其影响力与其常规实力不成比例。军事通行许可与商业上可靠的通行权截然不同。油轮只有在保险公司、承销商和船员都接受风险的情况下才能航行。

如今，这一需求已扩展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的推进以及对沙特绕道基础设施的攻击表明，仅仅转移漏洞的冗余机制是行不通的。冗余机制的作用在于增加敌方必须同时压制的节点数量，而每一次压制尝试都会暴露压制力量。韧性需要冗余的出口基础设施、共享传感器、多层防御、充足的弹药库、快速修复能力以及对威胁通道的系统的压制。

必须落实重建门槛。遏制政策不能演变成永久性轰炸，而六月份的备忘录就体现了这一差距。该备忘录授权通过X号通用许可证进行伊朗原油和石油交易，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些行为需要核实，以及违规行为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在伊朗持续袭击航运后，财政部于7月7日撤销了该许可证。这并非强制执行，而只是暂时的。

华盛顿应明确界定禁止的铀浓缩活动阈值，包括超出既定限度的铀浓缩、大规模导弹生产、通过代理人获取威胁基础设施或海上通道的能力，以及袭击航运。一旦超过阈值，就应触发与违规行为相匹配的应对措施。应对措施不应事先机械地预设，而应体现归因的可靠性、紧迫性、预警时间、升级风险、对平民和经济的影响以及可行性。应尽可能传达后果，同时保留对形式和规模的酌情决定权。持续的违规行为必须具备动用武力的可信可能性，否则阈值将沦为建议性措施。目标是在不扩大冲突范围的情况下恢复阈值。由于被查封的地点不对检查人员开放，执法工作将依赖于国家技术手段，这些手段更适合探测铀浓缩和大规模导弹生产，而非代理人补给。阈值的设定应基于能够以足够的置信度进行观察，从而支持归因和应对措施的范畴。

这四条路线共同将行动的重点从摧毁伊朗的现有设施转向限制其重建能力。金融封锁是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则保留给那些明显违反规定的行为。

2. 长期遏制战略的风险评估与最终预期

遏制政策存在风险。每一次动用武力都是一次局势升级，伊朗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实施遏制政策意味着要与伊朗一同适应局势的变化。

这一战略可能会持续数十年。凯南没有给出具体日期。他认为，持续的反制压力可以加剧意识形态僵化的体制内部的紧张局势，而无需立即进行变革。最终的答案是四十二年，而这只有在事后才能知晓。伊朗并非苏联，但这种策略仍然适用。衡量成功的标准是限制其能力，而不是预测内部变革。

崩溃并非衡量成功的标准。如果以政权投降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对根深蒂固的政权施加经济压力的记录并不理想。制裁旨在通过提高不遵守制裁的代价来促使对手改变其行为。而封锁的目的则更为狭窄。无论对手是否改变其偏好，封锁都能剥夺其维持被禁能力所需的资源。相关的衡量标准并非德黑兰是否在政治上做出让步，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否还能保有重振旗鼓所需的硬通货。

五、结论

这不会以投降告终，也不会在任何人能够确定的日期结束。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伊朗卫队能够苟延残喘，但却无力承担使其构成威胁的种种后果。如果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无法恢复被禁止的导弹能力、无法向代理人重新武装到超过既定阈值的武器库，也无法从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和海上咽喉要道榨取胁迫价值，那么遏制伊朗的策略就能成功。内部转型或许会随之而来，而非前提条件。

军事成就和政治变革是两码事。这场战役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实力能够多么有效地摧毁伊朗的能力。华盛顿已经开始打击伊朗重建这些能力的资金来源。强制遏制政策通过持续阻止伊朗的再生能力，并有选择地使用武力来维护可观察的限制，从而完成了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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