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2026年人工智能战略解析及应对策略

该文件以“抢占全球军事人工智能主导权”为核心目标，构建起涵盖战略定位、实施路径、重点项目、基础支撑与执行准则的全域部署框架，标志着人工智能被提升至美军战略整合的最高层级，成为驱动军事体系全方位变革的核心引擎。

（一）战略定位与核心愿景

（二）核心实施路径

为实现战略目标，该文件明确四大推进路径：一是技术试点与理念重塑，在全军推广顶尖人工智能模型实战化试验，倡导“人工智能优先”思维重构传统军事工作模式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二是制度壁垒破除，针对性破解源于传统信息技术体系与作战模式的官僚机制障碍，扫清人工智能深度整合的制度梗阻；三是优势领域聚焦投资，集中资源强化人工智能算力、模型创新、创业生态、资本市场及实战数据积累五大核心领域的非对称优势，其中美军二十年军事与情报行动积累的实战化数据被界定为“其他军队无法复刻”的独特资产；四是标杆项目牵引，通过实施“领先示范项目”（Pace-Setting Projects，PSPs）打造落地样本，同步完善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模型体系等基础支撑条件。

（三）关键落地举措

在具体落地层面，该文件推出覆盖作战、情报、后勤保障三大核心领域的七大标杆项目，均明确单一责任主体、激进时间表、可量化成果与快速迭代机制，凸显“以试错促突破”的加速逻辑。作战领域的“蜂群攻坚”“智能决策网络”“安德实训基地”聚焦人工智能协同作战、全流程决策支撑与仿真能力升级；情报领域的“开放情报工坊”“格兰特计划”旨在缩短情报转化周期、创新威慑模式；后勤保障领域的“军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企业级智能保障主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与后勤流程数字化转型。同时，构建算力、数据、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支撑体系，通过整合私营部门算力、推行数据强制共享、启用特殊人才招录政策提供全方位保障，并确立速度制胜、模型同步迭代等六大执行准则，强化“战时思维”与“速度优先”导向。

美国此次推进的体系化军事人工智能战略，以维持非对称优势为明确导向，构成技术、安全、规则、生态、人才等多维度复合型挑战，既直接威胁国防安全，又长期制约科技产业发展空间与国际话语权。

（一）技术代差与军事威慑的直接挑战

美军通过整合私营部门顶尖技术、二十年实战数据与巨额研发投入，在军事人工智能核心领域形成显著优势，七大标杆项目聚焦实战化应用将快速转化为战斗力。其中“蜂群攻坚”的人工智能协同作战模式、“开放情报工坊”的快速情报转化能力，可能显著提升美军精确打击与快速反应能力，直接威胁特定国家国防安全。更值得警惕的是，该文件中将“模型同步更新”“30天部署周期”列为硬性要求，确保始终掌握技术代差优势。若不能加快军事人工智能实战化转型，可能陷入技术追赶乏力、应用落地滞后的被动局面，而美军模块化开放架构保障的技术快速迭代，将进一步加剧技术差距固化风险。

（二）规则主导与标准垄断的隐性钳制

美国意图通过主导全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规则制定，其提出的“务实型负责任人工智能”标准，本质是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去意识形态化，为美军无约束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扫清障碍，同时可能以伦理、安全为借口挤压一些国家发展空间。若被排除在核心规则制定体系之外，未来军事人工智能的研发、测试、应用将面临合规性困境，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受严重制约，陷入被动遵守规则的不利地位，长期发展空间被持续压缩。

（三）技术封锁与生态孤立的系统性压力

近年来美国已持续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封锁，将芯片、算力、算法等核心领域列为管控重点。该文件进一步强调“依托美国核心非对称优势”，可能推动封锁升级。一方面通过盟友体系强化人工智能芯片、高端算力设备出口管制，切断一些国家军事人工智能核心硬件供给链。另一方面限制美企与特定国家技术合作，阻挠其参与国际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核心生态，试图将一些国家排除在全球军事人工智能创新网络之外。而美军与私营部门形成的军民融合闭环生态，将使特定国家“卡脖子”困境加剧，难以形成体系化创新能力，陷入技术与生态双重孤立。

（四）人才短板与作战理念的长期桎梏

美国凭借较为完善的人才政策、优厚待遇与广阔应用场景，对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形成强大虹吸效应。该文件明确提出“启用特殊招聘与薪酬授权”“吸纳美国顶尖人工智能人才”，通过军商协同为人才提供多元化发展空间。一些国家虽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上取得进展，但高端人才流失风险仍存，尤其军事人工智能领域既懂技术又通军事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同时，美军已将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军事规划、战术研发与演练流程，作战体系将发生根本性变革，而一些国家军事体系虽推进智能化转型，但传统作战理念、指挥模式的惯性较大，短实现“人工智能优先”深度整合有挑战，未来可能面临作战模式代差，应对人工智能赋能新型战争时陷入被动。

面对美国军事人工智能战略带来的多重挑战，应坚持“自主可控、体系赋能、攻防兼备、合作共治”的核心逻辑，从技术突破、体系构建、规则博弈、生态培育、人才建设五大维度系统性推进应对工作，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的转变。

（一）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突破“卡脖子”瓶颈

一是聚焦人工智能芯片、高端算力、核心算法等关键领域，加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投入，支持自主技术成果产业化，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二是针对性研发反制技术装备，重点发展无人艇、隐身无人机等无人化装备，提升“蜂群作战”协同防御能力。三是建立军事人工智能技术“全生命周期”安全评估机制，强化算法可解释性与风险研判能力，防范“算法黑箱”带来的作战风险。

（二）主动参与全球规则博弈，争夺话语主导权

一是遵循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框架，牵头制定“军事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明确人类主导、技术辅助、禁止无差别攻击等核心准则，树立“智能向善”的国际形象，对冲美国“务实型负责任人工智能”标准的主导权。二是依托上合组织、“一带一路”等多边机制，推动建立区域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安全治理框架，开展网络反恐联合演习等务实合作，凝聚多边共识。三是通过二轨对话等渠道，与美国及其盟友开展人工智能军事风险管控沟通，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红线清单”，避免智能军备竞赛失控。

（三）深化军民融合赋能，培育自主创新生态

一是推动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军事智能化建设，在确保保密安全的情况下，开放军事应用场景与数据资源，利用民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的技术积累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二是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依托高校与科研院所设立军事人工智能专项研究课题，重点培养既懂技术又通军事的复合型人才；实施高端人才回流计划，通过政策激励与平台保障吸引海外人工智能人才归国发展。三是强化国内人工智能产业供应链韧性，建立芯片、算力设备等关键零部件的战略储备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破解外部封锁带来的生态孤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