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G与人工智能：无线技术和边缘设备如何塑造全球人工智能竞赛

当实践洞察与创新工程技术及风险探索相结合时，技术革命便应运而生。马丁・库珀（Marty Cooper）曾领导团队研发出第一部现代手机，尽管其任职的摩托罗拉公司内部及外界均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始终坚信，自己正在研发的这款产品会受到数百万人的青睐。当时，许多人认为手机会被视作一款无用的发明，而库珀却基于两个看似简单的洞察坚持推进研发工作。这两个洞察分别是：人具有移动性；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联系，而非人与地点建立联系。因此，库珀深知，现代商用手机不会被当作新奇的小玩意，而会成为人们在移动过程中保持联系的实用工具。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到2000年，全球手机用户已超过7亿。然而，他的努力之所以能推动移动革命，并为公司带来收益，核心在于这些努力与工程技术洞察、高风险投资形成了有效结合。库珀带领着一支由杰出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且摩托罗拉公司在这款手机实现盈利前，就已投入数千万美元用于研发。

随后，在21世纪末，移动电话行业经历了第二次同样意义重大的变革。此次变革再次融合了实践洞察、工程技术突破与巨额投资。当时的实践洞察是，移动电话不必仅作为通话工具，还可成为能够实现视频流传输、视频通话及其他应用功能的移动设备。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线通信网络必须升级，以承载海量数据而非仅传输语音流量。为此，移动运营商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用于获取频谱资源并升级网络。这些技术进步催生了应用经济，催生出众多此前无人能预见的应用场景，从网约车服务到按需心理咨询服务，不一而足。

如今，无线通信行业正迎来一场规模可能相当，甚至更为宏大的变革。要认清这一变革的重要性，就必须明白：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无线技术向6G的演进密不可分。因此，在这场变革中，若想占据领导地位，同样需要将实践洞察、技术能力与巨额投资相结合。

6G的诞生至少源于两个洞察，且这两个洞察都与人工智能的普及相关。一个洞察涉及移动网络所服务的设备类型。当前，无线通信网络主要为两类移动设备提供服务，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近年来，网络服务范围已扩展到其他部分设备类型，如物联网设备和固定无线终端，但这些设备产生的流量在无线通信总流量中仍占少数。

随着人工智能对现实世界中各类运行模式的改变，其他设备也将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一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意味着，电信网络需要变得更智能、更灵活，能够调配资源，满足边缘地带众多新型设备的独特需求。这些边缘设备包括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工业机器人以及各类传感器等。此外，消费者还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他类型的移动设备，如智能眼镜和其他可穿戴设备。移动网络固然需要覆盖这些新型设备，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仍将继续存在，且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它们的数据需求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例如，人们会借助这些设备开展新的应用活动，包括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照片和视频编辑，以及使用虚拟代理等。

边缘设备的需求将给移动网络带来变革，与此同时，另一个洞察是，6G还将迎来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发展：如今的无线通信网络几乎仅用于通信，而未来，它们将越来越多地承担其他创新性功能。当无线通信网络承载数据的基础设施能够运行人工智能工作的负载时，便在经济层面具有了吸引力，因为通信网络通常存在闲置容量——为了应对每天仅出现数次的流量峰值，网络在设计时会预留出多余容量。因此，利用这些闲置容量在边缘地带（即所有新型设备所在的区域）处理计算工作负载将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在6G时代，计算与通信有望实现融合，移动网络将成为一个分布式的全球推理引擎。尽管数据中心在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和推理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推理和渲染计算生态系统中，无线通信网络的占比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此外，6G将整合集成感知与通信（ISAC）技术，这意味着用于收发数据的网络同时也能收集物理世界的环境信息。这种“网络即传感器”的服务将催生一系列创新性应用场景，例如探测敌方无人机、智能交通管理、改进应急响应以及无干扰健康监测等。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技术不断发展，集成感知与通信技术将助力用户对这类机器人进行精准监控和操控。

尽管目前对于新兴技术如何影响政策仍需谨慎研判，但已有几项政策影响逐渐清晰。

（一）人工智能与电信领域领导地位的全球竞争格局

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人工智能和电信未来主导权的竞赛紧密相连。由于无线通信网络将承担众多新功能，对通信领域的掌控会影响哪些国家和企业能够主导计算领域，进而掌控整个人工智能技术栈。

（二）美国及盟友技术的推广普及

要在人工智能竞赛中有效竞争，美国政府应将电信企业和通信网络纳入其人工智能技术栈的出口工作中。美国政府应着力确保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美国及盟友企业，能够将其产品和服务推广至全球市场，同时避免对具体结果的强行干预。因此，应采取鼓励此类技术通过市场机制在全球推广的政策，废除阻碍技术普及的政策。

（三）边缘设备：关键竞争领域

这场全球竞争不仅围绕人工智能模型、电信网络和数据中心展开，在边缘设备领域也至关重要。因此，应确保在尽可能多的边缘设备品类中保持竞争力。所有人工智能应用都将运行在这些设备上，若竞争对手在设备领域形成垄断优势，就有可能借此掌控整个人工智能技术栈，这无疑是一大风险。

（四）人才争夺战

技术创新是这场竞争的核心，因此人工智能竞赛也引发了人才竞争，美国同样身处这场人才争夺战之中。应避免出台不利于招募高技能人才赴美工作的政策，制定吸引全球顶尖技术人才的政策。

（一）释放频谱资源，消除基础设施部署障碍

人工智能带来的所有创新性应用都会增加移动网络的数据流量，因此需要获取新的频谱频段。为应对人工智能给移动运营商带来的流量增长需求，美国国会在《一个宏伟的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中规定，联邦政府需释放大量授权频谱资源。关键在于，美国需在2030年1月前，按照该法案要求，释放大部分所需频谱，并以大面积连续的中频段频谱形式提供；同时，要确保中频段频谱以大面积块状形式释放。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推进6G的部署工作，消除高速无线基础设施的部署障碍。

（二）加强科研与商业生产的衔接

与人工智能领域类似，6G技术从科研到商业生产的转化周期也应大幅缩短。应为顶尖无线通信研究人员提供充足资源，如提供便于在现实场景中演示科研成果的工具等等，助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全球标准制定机构采纳。

（三）通过政策支持风险探索

正如马丁・库珀时代那样，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关键任务是营造支持此类风险探索的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制定稳定且可预测的政策，在适当情况下提供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为推动人工智能和电信生态系统各方面的发展，这些政策应保持技术中立和结果中立。不仅应支持大型新型数据中心的建设，也应扶持小型边缘计算项目的发展。

若想有效执行《人工智能行动计划》（America’s AI Action Plan），需认清关键的政策关联因素，包括认识到电信网络的重要性、技术人才竞争的必要性、释放频谱资源的紧迫性、科研与产业衔接的重要意义以及政府支持风险探索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