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中的利弊权衡分析

政策制定的一大难点在于权衡利弊。很少有哪项政策是绝对纯粹、没有代价的。政策制定的艺术和科学往往在于确保不同政策目标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并在决策过程中准确识别和评估其中的取舍权衡。然而，有时政策制定者会发现自己陷入固有的矛盾之中：为实现一个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反而使另一个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轮廓逐渐清晰，这些矛盾也愈发凸显。从政府自身的表述来看，其关税政策主要基于三个经济理由：增加税收、减少贸易逆差和刺激再工业化。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三个目标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正如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本·斯泰尔（Benn Steil）所指出的，如果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成功地实现了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那么美国的进口将会减少，关税收入自然也会随之下降。反之，如果关税收入居高不下，则意味着进口依然强劲，这可能预示着贸易逆差难以显著缩小，并且以进口替代为手段的再工业化进程也相对乏力。

现在，这些矛盾已经体现在具体的行业和产业中。即使我们站在特朗普的立场上，接受其“美国优先”的目标，仍然可以发现，他的关税政策实际上可能正在使实现这些目标，比如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经济再工业化甚至解决贸易逆差变得更加困难。

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希望美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最近还推出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减少繁文缛节以及建设国内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一目标。然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对某些进口铜产品征收了50%的关税，而这些产品正是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动力的能源基础设施所必需的关键材料。此外，政府还威胁要对先进半导体征收25%或更高的关税。

诚然，刺激国内铜的生产、冶炼和精炼可能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增加国内半导体生产也是如此。但这些目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标普全球（S&P Global）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座普通的铜矿从勘探到投入运营平均需要近17年的时间；即使有《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等政策的慷慨支持，尖端半导体工厂的建设也需要数年。那么，在未来几年这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为了追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应该通过关税政策给自己设置障碍，从而使其在与特定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美国铜价波动、电网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增需求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关税政策可能如何反噬其人工智能议程。正如高级研究员丽贝卡·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所指出的：“通过对铜供应链中的关键盟友给予关税豁免，并为美国铜生产商和精炼商提供长期政府激励，将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美国的人工智能宏图。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电费，还能降低全球铜供应被转移到‘更友好的’贸易伙伴的风险。”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特朗普更广泛的再工业化议程中。大约一半的美国进口商品是中间产品。因此，关税将提高许多在美国制造的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挤压制造企业进行回流所需的资本投资的能力。

从百分比来看，自“解放日”（Liberation Day）前的低点以来，国内钢铁和铝材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两位数。这必然会提高包括石油、天然气、汽车、航空航天相关企业以及终端用户的成本——而这些正是本届政府希望加强的工业部门。

具体到汽车行业，外交关系协会的香农·奥尼尔（Shannon K.O’Neil）发现：“新的贸易协定对来自欧盟、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征收15%的关税，而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更多使用美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的国家——则面临至少25%的更高关税（其中包含美国制造内容的可以享受折扣）。这将有利于北美以外而非北美内部地区制造的汽车，也将偏向丰田、现代和保时捷等日、韩、欧品牌，而非其供应链更依赖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国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制造商，意味着美国汽车和零部件制造商将面临‘逆风’。”

鉴于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特别是在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固有的黏性使得回流之路将是漫长而昂贵的。美国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权衡：牺牲当前的竞争力，以换取几年后才可能重组供应链的希望？

关税政策中还存在一些前后不一致之处，例如针对特定国家商品与转运商品的关税税率。正如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所观察到的，一个美国进口商从特定国家进口商品可能需要支付20%到37.5%的关税。然而，如果包含一些特定国家成分的商品从越南转运，其面临的关税可能高达40%。布拉德指出：“当同样在特定国家组装并运往美国的零部件只需要支付20%或30%的关税时，却对包含这些零部件的越南商品征收40%的关税，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在鼓励从特定国家直接进口，而不是从其他国家进口。

此外，还存在特朗普希望促进对美投资、减少贸易逆差和增加美国出口（包括通过美元贬值）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前几届政府不同，特朗普表示有兴趣看到美元走弱（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元名义上已经贬值了约7%）。但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寻求来自日本、韩国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数万亿”外国直接投资。如果这些投资完全实现，随着外国企业将大量资本注入美国，将对美元造成上行压力。

吸引外资与削减贸易逆差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特朗普曾援引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对包括日本和欧盟在内的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因此，按照特朗普自己的逻辑，他所庆祝的来自日本和欧盟的投资协议，反而可能加剧贸易逆差，而贸易逆差正是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理由。文章认为，促进外国投资——如果最近宣布的这些消息是真实的——是一件好事，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将削减双边贸易逆差作为政府贸易政策核心支柱所面临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日”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关税收入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实现了3%的年度化增长，而且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率相比许多分析师预测的最坏情况甚至基准情况都相对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其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

其中一些成果可能是短暂的。通货膨胀往往滞后于关税行动，但随着库存消耗，物价最终可能会上涨。而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需要两到三个季度才能显现出来。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宣称胜利，但在未来一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通胀走高、经济增长放缓、总体生产力下降，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和关键制造业竞争力的那些权衡矛盾逐渐显现的情形。事实上，一个最关键的权衡是关于时间和确定性的：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可能在相对短期内产生确定成本的行动，以换取在遥远未来才可能实现的、不确定的收益。

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特朗普已经有效地改变了人们对贸易谈判“可接受结果”的预期。迄今为止，他已经将他的保护主义意志强加给了全球经济，却没有遭遇有意义的国际抵制或针锋相对的报复。当然，报复可能仍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在其他领域出现。在普遍接受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方向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除特定国家之外的主要贸易伙伴都选择了妥协，提供各种关税减免、非约束性的购买美国出口商品以及对美投资承诺，以期获得高于特朗普全球最低关税10%的最佳税率。

这种全球性的妥协反映出，目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进入美国国内市场的机会。然而，对“特朗普经济学”的屈从并不能保证美国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特朗普自身相互冲突的政策优先事项能够实现。每一场革命都面临着自我失败的风险，特朗普的革命性贸易政策也不例外。政府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全面驾驭其关税政策所需的权衡——特别是围绕时间和确定性的权衡——可能远比最初为实施这些政策的斗争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