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tter有7000人，而微信只有2000人

埃隆·马斯克用400亿美元收购Twitter以后，已经裁员超过3000人（含正式员工和合同工）。对于Twitter这样一个功能相对简单的平台（与中国的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相比）而言，竟然有上万名工程师开发和运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作为对比，微信只有大约2000名员工。

马斯克批评Twitter技术团队不仅人员过剩，并且技术能力不足。他举了一个例子：Twitter App打开时会发起超过1000个RPC。RPC是Remote Procedure Call的缩写，这表示Twitter App在用户还没做任何操作之前就会向位于云中的服务器进行上千次信息交换。对于Twitter相对简单的功能而言，这个数字也是不可思议的，显示出其在技术设计上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

一名Twitter员工Eric Frohnhoefer声称该App发起了“0个”RPC，暗示马斯克不懂技术。另一名Twitter员工@sachee批评马斯克不懂GraphQL。GraphQL是一种用于构建网络通信程序的软件开发工具，通过这种工具生成的网络信息交换与传统意义上的RPC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这两名工程师从狭窄的名词定义上争辩这些网络信息交换不是RPC，然而无视它们同样是极其大量的、非必要的网络信息交换这一事实。两人都已被Twitter辞退。

以这两名工程师的争辩为代表，很多被辞退的Twitter员工宣称马斯克不懂技术。他们的争辩反映出硅谷大型互联网企业工程师的一个普遍趋势：极度自恋于狭窄的技术钻研，热衷于发明和运用复杂得不必要的技术工具和方案，并用这些极其狭窄、很少人真正理解的技术拒绝“外行人”（即不属于其行业共同体的人）的批评，从而获得并维护其稳固的、高收入的职业。

美国大型互联网企业的IT工程师已经形成一个食利阶层。他们享受极高的收入，来源于薪资和股票或期权。其中一小部分人已经进入垄断资本家阶级。他们的高收入主要不来自于IT技术创造的生产力，而是对美国全球经济和金融掠夺红利的分配。由于并不需要他们创造的软件提升社会生产力，他们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发明和运用这些过度复杂的技术，构造职业护城河。

他们在中国的同行有同样的特征：试图通过过度复杂的技术筑就的职业护城河获得超额收入，最终使自己成为金融食利阶层。阿里巴巴的工程师同样热衷于过度复杂的技术方案和自恋的企业文化。2020年蚂蚁集团准备上市时，预期从股权中获得大量财富的工程师们大量贷款买房，导致该公司周边区域住宅价格快速上涨，价格超出类似区域20%以上。

这个高收入的IT专业技术人士阶层霸占了媒体对IT从业者的想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代表IT从业者的普遍经济和社会状态。印度的软件维护工程师和中国的外包开发程序员显然并不享受高得离谱的薪资和股票。这些人数众多的普通从业者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状态更接近无产阶级工人。但被扭曲的媒体宣传使得社会乃至他们自己经常错误地认知他们的阶级定位。

互联网产品具有网络效应：越多人使用的网络服务，就越有价值、越会吸引更多人使用。同时，互联网产品具有极低的边际成本：服务10个用户和1千万个用户需要的产品相差不大。因此IT行业会自然地形成垄断，并从垄断中赚取超额利润。因为IT行业极强的盈利能力，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也乐于将他们从全世界掠夺来的财富投入垄断互联网企业，从而形成了IT行业资本过剩的局面，从业者有机会通过垄断知识和技术获得超额分配。

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美国军事霸权面临的挑战，使美国全球经济和金融掠夺的能力变弱。美军在阿富汗遭受失败，在乌克兰不敢正面与俄军开战，在南中国海不敢挑战中国海军。日本首相向美军询问中国航母是否达到美国的先进水平。这些都是美国军事霸权遭受挑战的征兆。美国仍将在全球掌握霸权并持续掠夺全球，但其全球治理的成本正在并将继续大幅提升。

互联网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有可能上网的人、有可能上网的时间，已经几乎全部在上网。流量增长的红利已经消失。互联网企业进入争夺存量流量的时代。

以上两个因素，使美国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削弱。IT工程师这个小资产阶级群体将难以再像从前一样获得超额收入、乃至成为金融食利阶层。因此他们会利用对互联网、对社交媒体熟悉的优势，以及对技术知识的垄断，批评其雇主，期望赢得大众同情。

这些争论是意图成为金融食利者的小资产阶级专业技术工作者，与其大资产阶级雇主之间，围绕帝国主义体系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和本国无产阶级获得的剩余价值应当如何分配，展开的矛盾。

以IT工程师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知识工作者群体具有其阶级复杂性。从经济状况而言，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实际属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他们并未掌握生产资料或金融资本。但从心态而言，硅谷过去二十年的宣传使这个群体中很大比例的人自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和潜在的金融食利者——只需要一次创业成功、或经历企业IPO，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本而脱离生产。

当成为金融食利者的幻想大面积破灭时（因为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达到极限），这个群体又会以无产阶级形象博取同情。这种现象在几年前中国的“anti-996”运动中出现过。

996是指互联网企业常见的一种加班制度：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这是违反中国劳动法的非法加班制度，但大多数IT工程师实际上主动而非被迫接受这种安排，因为他们预期经过几年的大负荷工作后成为金融食利者。当大面积裁员发生时，他们转而宣称自己是被资本家强迫加班，并以网上抗议运动的形式博取同情。

大众媒体通常对IT工程师的这类诉苦表示同情。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媒体缺乏对技术的洞察力，并且缺乏对IT工程师这个群体正确的阶级定位。将被裁员的IT工程师与富士康或建筑工地的工人并列为工人阶级，这无法准确呈现这个群体的意识形态观念。

“anti-996”这样的网上抗议运动对于推动劳动法的执行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不应认为IT工程师群体的境况能代表更广泛的工人阶级，也不应认为IT工程师群体会一直忠诚于工人阶级的利益。

中国政府提出虚拟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工业化要与信息化融合的国家战略。其目的就是约束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避免将IT技术的发展用于谋求超额利润和金融食利。IT技术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应当被引导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全社会财富，而不是被一小部分自恋的IT工程师群体垄断谋求超额收入。

由于超额金融红利和流量红利的消失，未来IT行业的利润率会逐渐回归工业和服务业的正常水平，IT工程师群体也应当且必然回归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正常收入状态。

尽管掌握IT技术仍然能带来薪酬上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将通常无法为IT从业者带来财富自由，并且IT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也会削弱这种知识优势。这个群体的心态与现实将有一个错配的时期。类似Twitter这样的矛盾和争论还会反复出现。

本文源自公众号极限编程合作社，分布式实验室已获完整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