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首发：美国NGAD下一阶段的可能变化

2024年底，美国在航空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受到了标志性的动摇，这一系列态势的变化将带来一些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军用航空领域特别是空中优势平台或系统的研发方面一直遥遥领先。这一方面体现在美国总能定义战斗机代际差异的技术标准，同时也能够最早推出可以批量生产、服役的代表性型号。美国在战后的主力空中优势机型，从F-86、F-4、F-15到F-22，每一代代表性机型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甚至构筑了美国空优的“神话”。

美国空中优势的经典照片

空中优势是航空技术的核心应用领域，也因此构成美国霸权体系中较为重要的技术环节。从技术霸权的角度上看，美国所拥有的以空中优势为代表的航空技术霸权主要有以下功能。

首先，美国可以获得足够的武力优势。空中优势是确保空中力量进行充分作战的基础，而空中力量除了打击效率外，在快速部署能力上也无可替代，这对于美国全球霸权至关重要。美国的空中力量还可以降低美国在海外维持超大规模的海陆驻军需求，确保美国依托相对较小的地面部队就能形成对被介入国家或地区的武力优势。

其次，对空中优势的把握也可以拉动相关的投资与研发，从而确保在尖端技术上的持续投入，维持美国在主要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支持美国对前沿技术的定义和掌握。

再次，美国也可以凭借在航空技术上的领先，压制潜在战略对手，并拉拢其成为美国的盟友或至少不与美国的战略意图相左。比如美国的F-35项目就大大降低了欧洲自主开发第五代战斗机的能力与意愿，从而降低了欧洲战略自主的可能性。

最后，先进的航空技术还可以与当地精英阶层建立利益链条。由于空军高技术军种的性质，空军往往聚集了大量本国中间或精英阶层，特别是对于未经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可以凭借技术优势与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获取额外的高价值社会关系，为下一步的交易、认知塑造等控制方式创造了可能。

凭借美国整合欧洲航空技术资源，加上之前自身高效率的军事工业体系与庞大军事需求的结合，美国在航空技术上的领先日益扩大。对于大部分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技术霸权仍然高不可攀。

荷兰空军的F-35A

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作为美国下一代制空权的核心，从2014年提出以来长期处于研发状态。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NGAD到底应该如何设计、如何研制、如何降低成本呈现了诸多争议。最终，在2016年美国方面才在“2030空中优势”研究中基本确定将研发重点定位为“穿透性制空”能力，为此需要以“系统簇”的形式进行多系统开发，使得NGAD整个系统具备长航程、全向隐身、超声速、自防御弹末端硬杀伤防御等多种先进技术，以此适应“2030年后的战场需求”。

NGAD想象图

但由于诸多外部因素，如美国自身产业“脱实向虚”、冷战后军工企业大规模重组合并以及美国经济先天性的内在通货膨胀压力，NGAD的成本控制一直因为这些因素形成的结构性压力而难于控制，也因此广受诟病、争论不断。由于近十年来自主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高性能传感器等领域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NGAD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在面对快速发展的局部技术条件下，NGAD可能面对平台无法跟上软件发展的困境。技术和预算的双重压力导致NGAD性价比预期模糊，方案不断变化，争议则没有减少。因此2024年6月底，NGAD项目被暂停并接受审查，以确定设计与方案路线是否满足未来空中优势需求。

NGAD（橙线）与B-21（蓝线）研发成本比较，NGAD耗资显著失控

NGAD的方案在不断变化

但即便在这些争议下，NGAD仍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受到事实上的挑战，其仍然被视为研制速度最快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相比于英国、意大利、日本进行联合研制的“暴风”（Tempest）战斗机项目，或者法国、德国、西班牙联合研制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FCAS）这些目前前途未卜的研发项目，NGAD毫无疑问更加成熟也更可能实现。2020年9月15日，美国方面报道美国空军已秘密设计、制造并试飞了至少一架神秘的下一代战斗机原型，但4年多的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进一步消息可以证实这一点。

直到2024年年底，真正的挑战者方才出现。这也改变了NGAD在概念和进度上的“领先”状态，NGAD从领先者变为落后者，并且很可能不得不因为挑战者的出现而进行概念上的针对性修改。从目前美国官方、媒体的反应上看，美国方面是猝不及防的，这也会从资金和政治关系上对NGAD下一阶段发展产生影响。

美国空军在2025财年预算申请要求1881亿美元，比2024财年上升1.6%，但如果计入通货膨胀，购买力反而下降了。NGAD在2024年6月被暂停并接受审查，与财政拨款购买力下降导致性能预期不足的矛盾凸显有着很直接的关联。

如果NGAD处于进度落后状态，那么这将是美国自二战后首次在这一关键技术领域落后。由于竞争的存在，美国比之前更为迫切地需要快速提出一个类似产品。这不仅仅是因为军事压力，同时也是维持自身的技术优势预期来缓解同类竞争型号所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在压力下，美国方面对于性能预期的宽容度将会大幅度提高，因为美国更可能选择先解决有无的问题。所以，NGAD进度不力的问题可能因为出现竞争者而得到缓解，大规模拨款是存在很大可能性的。

NGAD被“推倒重来”的可能性极低，但NGAD很可能不可避免地将进行诸多指标乃至概念性的调整，这意味着NGAD项目的进度不一定会因为拨款意愿提高而马上得到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NGAD很可能会被额外赋予一系列的“创新性概念与革命性指标”，其技术指标可能将转向进一步扩大航程、更强大的电力系统，以确保美军在失去关岛支持并难以组织空中加油的情况下仍能组织其空中战役。至于是否实现不重要，维持优势预期以及论证大额拨款的理由才是关键。

肯德尔在NGAD的挑战者出现两周后才在1月7日作出了回应，他仍然表示NGAD将交由下一任政府决定。美国空军内部对NGAD从“大型高性能有人平台+CCA”模式变为“小型有人平台+多种无人平台+大型加油平台”仍然存在争议，而很显然肯德尔已经彻底不愿意继续参与这些复杂而又得罪人的决策了。

由于新挑战者的出现，NGAD在结束审查后应该会有针对性的指标变化，而为实现这些NGAD得到的拨款应该会有显著提高。同时我们还很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新概念被注入NGAD，以证明美国在尖端航空技术领域的“统治力”。但在一系列组合拳之后，NGAD的实际进度不一定能立竿见影地提高，毕竟新指标同样会带来更高的研发难度，并进一步扩大对资金需求。因此，拨款的可能增长并不意味着NGAD就必定进度加快。

同时，NGAD的进度还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层面的影响。

更为有趣将是美国大选后出现的新动向。作为为特朗普当选鞍前马后出力甚多的支持者，埃隆·马斯克就多次表示了其对无人平台的偏爱，并多次批评美国空军仍然选择有人平台与无人平台兼顾的策略。这背后一方面确实有马斯克个人对无人系统这样的前沿科技的持续个人偏爱，但另一方面应该还有更深度的考虑，特别是利用无人化技术路径压缩人力规模，以此用快刀斩乱麻的“亚历山大之剑”解决美国庞大的技术官僚集团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而技术官僚事实上被特朗普所代表的新右翼视为“深层国家”的组成部分。在特朗普就任后，马斯克与维韦克·拉马斯瓦米的“政府效率部”很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动作，并可能会持续利用新兴技术削弱“深层国家”。

而另一方面，美国的技术官僚部门也同样进行了反击，12月19日，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就直接批评马斯克“不是个战士……他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一业务”。这种绵里藏针的“不专业”批评也是华盛顿官僚群体的常见斗争方式。可以看出，马斯克的路径不可能一帆风顺，老牌技术官僚们也有着丰富的技术背景和政治斗争经验，他们绝不会束手就擒。

肯德尔与马斯克在NGAD争论之前已经爆发过有关F-35的冲突

有人与无人技术路径之争不仅仅是技术争论，而且深刻地涉及美国的内部政治斗争。这意味着两种技术之间的差异会被放大，而共同点会被压缩。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技术精英和传统技术官僚之间的冲突强度则将直接决定这一争论是否可控。如果这一冲突失控，那么美国NGAD项目将会进一步被延宕。如果这一冲突处于可控状态，比如双方进行某种妥协以及特朗普的居中斡旋，那么NGAD进度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从近期美国国内有关H-1B签证的争论上看，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所代表的“技术新贵集团”的政治支持整体上也是有限的，并且与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实际政治能量较为可疑，面对技术官僚集团未必能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而挑战者的存在，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从而为“政府效率部”和技术官僚的冲突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双方都可能借助外部因素向对方发难，导致双方进行更大范围的斗争，进而延宕NGAD的最终技术选择。但同时，外在竞争压力压缩了时间窗口，也可能导致双方妥协意愿上升。具体结果将取决于双方的具体策略选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挑战者的存在将给这场斗争带来新的变数。

由于新的挑战者出现并且进度领先，美国NGAD的下一步发展将有所不同。整体上看美国推动NGAD的决心很可能将会更为坚定，财政拨款将会增加，并且可能将推出一系列新的技术概念和指标以“夺回定义权”。但与此同时，美国NGAD面临的障碍没有实质性变化，美国国内政治冲突也会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并放大相关政治人物具体博弈策略的后果。由于NGAD现在还必须额外对挑战者带来的竞争压力进行回应，预计围绕NGAD的争论很可能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进度未必有能力如一部分估计的那样“极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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