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推送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2024年全球和平指数》《生态威胁报告2024》《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墨西哥和平指数》《2024年积极和平报告》《多边主义指数2024》《全球军事化趋势》等报告。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是一个独立、非党派、非营利的智库,总部位于悉尼,在纽约、布鲁塞尔、海牙、墨西哥城和内罗毕设有办事处。该机构与国际组织合作,评估和传达和平的经济价值。
1、《2024年全球和平指数》
该报告旨在通过分析和衡量影响和平的因素,量化和平及其带来的益处,并探讨商业、和平与繁荣之间的关系。
冰岛连续多年保持最和平国家的地位,爱尔兰、奥地利、新西兰和新加坡紧随其后。
最不和平国家:也门被评为2024年最不和平的国家,其次是苏丹、南苏丹、阿富汗和乌克兰。
和平差距扩大:最和平与最不和平国家之间的差距达到16年来的最大值。2024年,最和平的25个国家比2008年平均和平1%,而最不和平的25个国家则下降了7.5%。
欧洲:仍然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拥有八个国家进入前十名。
中东和北非:继续成为全球最不和平的地区。
北美:记录了所有地区中最大的平均和平度下降,但仍是全球第三和平的地区。
加沙冲突的影响:加沙的冲突对全球和平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出现了和平度的最大下降。
冲突数量增加:目前有56场活跃冲突,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多的。许多冲突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或和平协议解决。
国际化的冲突: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跨境冲突,这使得谈判过程更加复杂,延长了冲突时间。
军事技术变化:非国家团体现在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无人机等技术对抗大型国家。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加剧了竞争,限制了传统大国有效管理全球紧张局势的能力。
全球经济成本:2023年暴力行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为19.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3.5%或每人2380美元。
军事支出:军事和内部安全支出占暴力经济影响总额的74%以上,仅军事支出就达到了8.4万亿美元。
经济损失:许多国家因暴力冲突遭受了巨大的GDP损失。例如,乌克兰在2022年因俄罗斯入侵而经济萎缩了约30%。
积极和平:积极和平是指创造和维持和平社会的态度、制度和结构。它可以在预测未来和平度下降方面达到高达80%的准确率。
Halo方法:IEP开发了一种名为Halo的方法,用于系统性地捕捉问题并制定有效的政策以建设积极和平。该方法包括28个构建模块,用于分析社会系统和设计韧性建设项目。
GPI指标:在23个GPI指标中,8个有所改善,13个恶化,2个保持不变。军备和持续冲突领域都恶化了,而安全与保障领域略有改善。
长期趋势:自2008年以来,23个GPI指标中有17个恶化,7个改善。持续冲突和安全与保障两个领域都恶化了,而军备领域有所改善,但这一趋势在过去四年已经开始逆转。
地区概述
冲突与战争
技术与地缘政治竞争
经济影响
积极和平与建设和平
指标与趋势
总结
《2024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揭示了全球和平状况的严峻现实。尽管一些安全与保障指标有所改善,但全球和平度总体上仍在恶化。冲突数量的增加、国际化的冲突、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都是导致和平度下降的关键因素。此外,暴力行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报告强调,建设和平的关键在于积极和平的概念,并提出了Halo方法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核心观点是,全球和平面临多重挑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来促进和平与稳定。
2、《生态威胁报告2024》
该报告分析了当前的生态风险水平,特别是水资源短缺的影响,并探讨了改善水资源捕获以缓解全球最严重受影响地区的多重生态威胁的潜力。报告还研究了非国家冲突、粮食安全挑战、人口压力等因素如何影响和平与安全。
生态威胁与和平
生态威胁的定义:包括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和水资源短缺等,这些因素被日益认为是影响武装冲突动态的重要因素。
生态威胁与冲突的关系:生态威胁较高的国家更可能面临更高的冲突水平和社会安全及保障水平较低的问题。
国际行动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集中的国际行动,生态退化将继续加速,加剧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营养不良和被迫迁移。
全球生态威胁概况
高生态威胁国家:在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0个面临高或非常高水平的生态威胁,预计到2050年,这些国家将居住着近20亿人。
社会韧性不足:目前,这些国家中有七成居民生活在社会韧性较低的国家,表明需要采取整体系统方法来纠正不断恶化的局势。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态威胁
最严重的生态威胁: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生态威胁最为严重,主要原因是高水平的粮食不安全、相关水压力、人口大幅增加和治理不佳。
人口增长预测:尽管许多国家的人口稳定或缩减,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70%以上,给已经紧张的食物和水资源供应带来更大压力。
水资源与农业生产的改进
水资源捕获的经济模型:通过改进水资源捕获用于食品生产,可以开发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率的经济模型,这有助于减少饥饿和贫困,并显著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活动。
粮食产量的提升:为了满足基本食物需求,撒哈拉以南非洲到2050年需要将其谷物产量翻番。
灌溉系统的投资:IEP估计,到2050年每年投资150亿美元用于灌溉系统、改进农业生产实践和投入以及扩大谷物储存基础设施,可以帮助该地区将其谷物产量提高50%以上。
生态威胁的多维度分析
分析方法:IEP使用多维分析方法,包括粮食不安全、自然灾害影响、人口压力和水资源风险,分解为覆盖全球99.9%人口的3,518个子国家级区域,以得出生态威胁水平得分。
生态热点地区:分析确定了27个生态“热点”,即面临高生态风险且社会韧性低的国家。其中17个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6个位于中东和北非,只有4个位于其他地区。
国际关系与水资源
水资源的国际影响:水资源可用性会影响国际关系,例如流经多个国家的河流上游地区对资源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案例分析:尼罗河和湄公河的筑坝严重影响了下游社区数千万人的生计。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土地和水资源
未利用土地和水资源:世界银行表示,撒哈拉以南非洲有2亿公顷未利用的土地适合农业,还有近3500万公顷的耕地具有未开发的灌溉潜力。
提高生产力:通过提高现有农业用地的生产力,可以在该地区实现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
水资源风险与治理
水资源风险的相关性:水资源风险与总体水资源可用性不强相关,而是与治理薄弱和基础设施差强相关。
成功管理水资源的国家:拥有强大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能够有效减轻水资源风险,即使其自然资源有限。
武装冲突与生态威胁
生态威胁与治理的致命组合: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过渡地带(萨赫勒地区)占非洲总人口的6.8%,但占总冲突死亡人数的近16%。
粮食系统冲击的影响:粮食系统的冲击可能导致民 unrest、被迫迁移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历史民族边界与冲突动态
历史民族边界的冲突概率:具有历史民族边界的地区发生冲突的概率比非边界地区高出27%。
农牧民冲突:萨赫勒地区农牧民冲突增多,影响超过5000万人的生活。
冲突预防与和平建设
社区参与的有效性:尊重和利用当地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可以加强社区参与并取得更有效的成果。
早期干预的重要性:识别和解决低级别冲突,防止它们升级为更大、更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生态威胁高和历史怨恨深的地区。
气候变迁与威胁放大器
气候变迁的威胁放大作用:气候变化和环境压力不是暴力的直接原因,而是“威胁放大器”,可以加剧现有的冲突,特别是在过渡地带如萨赫勒地区。
生态威胁的复合效应:如果不采取重大干预措施,人口增长、环境退化和弱治理的复合效应可能导致不稳定循环,特别是在已经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
总结
《生态威胁报告2024》强调了生态威胁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深远影响。报告指出,生态威胁与冲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特别是在生态威胁高且社会韧性低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受生态威胁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水资源短缺和人口快速增长等问题。然而,通过改善水资源捕获、提高农业产量和加强地方治理,可以显著减轻这些影响。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以应对生态退化带来的挑战,并强调了增强生态系统韧性的紧迫性。核心观点是,生态威胁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安全和发展问题,需要综合和多方面的解决方案。
3、《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
该报告旨在衡量恐怖主义的影响,并探讨其趋势、性质以及与有组织犯罪的关系。报告使用了Dragonfly公司的TerrorismTracker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自2007年以来公开来源报道的所有恐怖事件的详细结构化记录。
执行摘要
2023年恐怖主义死亡人数上升:2023年,恐怖主义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22%,达到8,352人,这是自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仍比2015年的峰值低23%。如果不考虑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死亡人数仍将增加5%。
恐怖袭击数量下降:尽管死亡人数增加,但袭击事件数量下降了22%,降至3,350起。巴基斯坦记录的袭击事件最多,共发生490起。
恐怖主义集中化和致命性增强:恐怖主义正变得越来越集中和致命。记录到恐怖主义死亡的国家数量下降至41个,远低于2015年的峰值57个和2022年的44个。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2023年发生的最大单次恐怖袭击是由哈马斯领导的激进分子在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人死亡,是自9/11以来最大的单次恐怖袭击,也是历史上最大的恐怖袭击之一。
布基纳法索成为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布基纳法索现在是GTI排名第一的国家,这是13年来首次有非阿富汗或伊拉克的国家位居榜首。2023年,布基纳法索发生了258起恐怖袭击,造成近四分之一的全球恐怖主义死亡人数。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改善:伊拉克和阿富汗在恐怖主义影响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伊拉克首次未被列入受影响最严重的十个国家之列,2023年记录的恐怖主义死亡人数不到100人。自2007年峰值以来,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死亡人数和袭击事件分别下降了84%和75%。
关键发现
死亡人数和袭击事件的变化:
死亡人数从2022年的6,841人增加到2023年的8,352人,增幅为22%。
袭击事件从2022年的4,321起减少到2023年的3,350起,降幅为23%。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改善:
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死亡人数减少了81%,为2019年以来首次未成为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伊拉克不再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十个国家之一,过去一年死亡人数下降了65%。
布基纳法索的情况:
布基纳法索成为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死亡人数增加了68%,达到1,907人。
地区分布:
撒哈拉以南非洲继续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其次是中东和北非。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内部,萨赫勒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占全球恐怖主义死亡人数的近一半。
以色列的情况:
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死亡人数大幅增加,从24人增至1,210人。
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IS)及其附属组织仍然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恐怖组织,尽管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17%。
2023年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四个恐怖组织是IS、哈马斯、JNIM和索马里青年党。
未归因于任何组织的袭击:
2023年记录的3,350起恐怖袭击中,54%归因于某个组织,高于2022年的48%和2021年的45%。
叙利亚的IS活动:
IS在叙利亚的活跃程度是十年来最高的,2023年的袭击次数增加了4%,达到224起。
冲突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冲突仍然是恐怖活动的主要驱动力,2023年超过90%的恐怖袭击发生在冲突地区。
恐怖主义趋势
死亡人数和袭击事件的历史比较:
自2017年以来,恐怖主义死亡人数首次达到最高水平,但仍比2015年的峰值低约25%。
自2007年以来,伊拉克、阿富汗和尼日利亚的恐怖主义死亡人数下降幅度最大。
恐怖主义中心的转移:
恐怖主义中心已从中东和北非转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集中在萨赫勒地区,该地区现在占全球恐怖主义死亡人数的近一半。
恐怖主义的集中化:
记录到至少一起恐怖主义死亡的国家数量从2022年的44个下降到2023年的41个,远低于2015年的57个。
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情况:
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事件降至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3年记录了23起袭击和21起死亡,较2022年下降了55%。
区域影响:
南亚的恐怖主义平均影响最高,尽管在过去一年有所改善。
过去十年,只有北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恐怖主义平均影响增加,其他所有地区的平均影响自2013年以来都在下降。
冲突与恐怖主义:
2023年,98%的恐怖主义死亡发生在经历某种程度冲突的国家,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但涉及小规模冲突的国家的死亡人数一直在稳步上升。
美国的政治动机攻击:
自2007年以来,美国发生了60起政治动机的攻击,而宗教动机的攻击只有14起。2023年的七起袭击中有五起与具有极右翼同情或联系的人有关。
4、《墨西哥和平指数》
这是《墨西哥和平指数》的第十一版报告。该报告提供了对墨西哥和平状况的全面衡量,包括趋势、分析和暴力影响的经济估算。IPM基于IEP自2007年起每年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包含12个子指标,汇总为五个主要指标。
墨西哥和平状况改善总体改善:2023年,墨西哥和平指数提高了1.4%,连续第四年改善,此前经历了四年的恶化。
州级差异:15个州有所改善,17个州恶化。科利马州的谋杀率最高,尤卡坦州最和平。
犯罪组织活动的影响
市场变化:美国非法大麻和海洛因市场的减少导致墨西哥犯罪集团转向国内勒索、小规模贩毒和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制造与贩卖。
竞争加剧:两大贩毒集团——锡那罗亚卡特尔和新世代卡特尔之间的地盘争夺战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政治暴力:墨西哥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治活动场所之一,政治暴力在过去三年显著增加。
暴力犯罪趋势
谋杀率:2023年,墨西哥全国谋杀率降至23.3人/10万居民,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但仍普遍较高。
武器犯罪:枪支犯罪率下降了2.7%,但仍是主要问题。
暴力犯罪:暴力犯罪率总体下降0.8%,但家庭暴力和性暴力案件有所增加。
有组织犯罪:有组织犯罪率在达到2022年峰值后首次下降1.7%,主要是由于勒索案件的减少。
长期趋势
和平恶化:自2015年以来,墨西哥的和平状况总体恶化了14.4%,许多犯罪指标显著上升。
枪支致死:枪支成为男女谋杀的主要原因,比例分别从60.9%和37.8%上升到72.4%和61.2%。
失踪人口:自2010年以来,报告的失踪和被绑架人数超过95,000人,2023年创历史新高。
经济影响
经济损失:2023年,暴力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估计为4.9万亿比索(约2450亿美元),占GDP的19.8%。
政府支出:墨西哥在公共安全和司法系统上的支出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仅为GDP的0.65%。
司法系统需求
投资不足:墨西哥需要加强对司法系统的投资,目前法官数量严重不足。
高 impunity:加强司法权力对于打击墨西哥的高 impunity 水平至关重要。
社会经济韧性
负面趋势:墨西哥的社会经济韧性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3.7%,远低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
积极因素:良好的政府运作、低腐败水平、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稳固的商业环境是与和平水平高度相关的因素。
政策建议
综合框架:维持和平不仅需要应对暴力因素,还需要解决腐败、建立有效且受信任的机构,并采取全面的公共安全和建设和平框架。
多方合作:报告为政治领导人、企业领袖和社会组织提供了证据,以帮助开发新的、更广泛的和平建设解决方案。
总结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尽管墨西哥在最近四年里和平状况有所改善,但整体上仍面临严重的暴力问题,尤其是有组织犯罪和政治暴力。经济成本高昂,司法系统薄弱,社会经济韧性下降。为了实现持久和平,需要采取更加广泛的战略,包括打击腐败、建立有效的治理机构以及实施全面的公共安全和建设和平措施。报告呼吁各方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5、《2024年积极和平报告》
该报告旨在分析构建、预测和维持和平的因素,探讨积极和平与社会韧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积极和平指数(PPI)量化和平及其带来的益处。
积极和平的概念与重要性
积极和平指数(PPI):IEP开发了PPI,这是一个基于八个积极和平支柱的统计衍生度量标准,用于衡量创造繁荣社会的因素。
积极和平的定义:积极和平不仅描述了持久和平所必需的条件,还涵盖了社会期望的许多其他积极成果,如经济增长、生态表现、幸福感、社会凝聚力等。
系统关联性:这些品质在系统层面相互关联,是系统质量的副产品。具有较高积极和平水平的社会更能抵御暴力或政治不稳定带来的成本和浪费,生产力更高,信息获取更便捷,腐败和无效政府的影响较小。
积极和平与未来和平轨迹
预测功能:通过PPI和全球和平指数(GPI)之间的关系建模,可以提前多年预测和平的大幅下降,为国际社会提供预警和行动时间。
积极和平赤字模型:IEP的模型显示,90%被预测和平会大幅下降的国家确实如此。
积极和平盈余:拥有积极和平盈余的国家通常在未来十年内记录到和平的显著改善,这突显了积极和平作为社会韧性指标和预测未来社会发展作用的重要性。
积极和平与经济韧性
经济表现:积极和平较高的国家具有更好的经济表现,过去十年人均GDP增长比同行快34%。
其他经济指标:家庭消费增长超过两倍,通货膨胀波动性低一半,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增长显著更高。
行业表现:自2009年以来,PPI改善者在工业、服务和农业部门的经济增加值增长平均每年高出恶化者一个百分点或更多。
全球积极和平趋势
总体趋势:过去十年全球积极和平有所加强,PPI得分自2013年以来提高了1%。
两个时期:这一长期趋势并非持续改善,而是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即COVID-19大流行前后。
具体变化:2013年至2019年间,积极和平提高了1.5%,但2019年至2022年间下降了0.5%以上。
积极和平的组成部分
结构领域:信息技术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获取增加,公平预期寿命提高,大量人口接入信息技术,这些发展体现在积极和平的结构领域,自2013年以来提高了5%。
态度领域:社会态度领域有所恶化,信任度下降,群体间怨恨增加,新闻自由减少,精英间的冲突加剧,错误信息增多。
制度领域: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有效性、透明度和可靠性略有下降,贸易自由度和政府开放透明度降低。
COVID-19的影响
全球倒退:自2019年以来,积极和平的进展出现逆转,96个国家经历了下降,美洲地区尤为严重。
疫情冲击:大流行影响了所有地区,导致预期寿命下降,国际交流和人员流动减少。
快速恢复:进入大流行时积极和平水平非常高和高的国家恢复更快,显示出更大的韧性。
系统思维与积极和平
系统思维的应用:结合系统思维,积极和平成为一种变革性的概念,它设想了理解社会运作和发展的新方式。
反馈循环:刺激和冲击具有连锁效应,由于社会系统内的反馈回路,推动它们进入良性或恶性循环。
理解和规划:这些循环可以被理解、计划和塑造,以产生最佳的社会结果。
实施积极和平的框架
积极和平培训:IEP提供了积极和平培训,帮助各国理解和应用积极和平框架。
Halo框架:Halo框架是IEP应用系统思维来理解和衡量导致和平、发展和社会韧性的相互关联因素的核心方法。
合作伙伴关系:IEP通过广泛的伙伴关系项目、大使计划和研讨会,将积极和平框架付诸实践。
积极和平的转变性质
从负面到正面的转移:积极和平将焦点从负面转向正面,描述了和平和社会繁荣所必需的条件。
社会变革理论:积极和平提供了一种社会变革理论,解释了社会如何转型和发展。
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面对全球挑战,积极和平提供了一个理解和支持解决这些问题的框架。
系统思维的重要性
系统思维的起源与发展:系统思维起源于对有机体的研究,并扩展到社会学。
系统的定义:系统是一组相互作用的部分,共同实现期望的目的/功能或意图,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线性因果关系的局限性:传统的线性因果关系方法往往无效,而系统思维提供了新的理解国家和其演变的方式。
积极和平的目标与干预
系统演进目标:积极和平定义了系统需要演进的目标。
渐进式干预:干预应逐步推动系统向更高的积极和平水平迈进,而不是造成破坏性的变革。
Halo方法:IEP开发了Halo方法来映射和探索社会系统的动态。
国家作为系统
意图与规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图,社会也有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编码规范),这些规则规范社会行为并维持系统的稳定状态。
反馈回路:这些规范创造了反馈回路,例如政府在GDP下降时刺激经济,或犯罪率上升时部署更多警察资源。
独特性与共性:尽管每个国家的系统都是独特的,具有不同的社会规范和治理方式,但都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则。
系统中的临界点
临界点的存在:系统中存在临界点,由于滞后和非线性关系而发生。
研究证据:IEP的研究发现了和平与腐败、和平与人均收入之间的临界点证据。
未来的研究方向:未来应拥抱这些整体、系统的视角来研究社会。
总结
《2024年积极和平报告》强调了积极和平作为构建、预测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的重要性。报告通过积极和平指数(PPI)展示了积极和平与社会韧性、经济发展、环境韧性等方面的紧密联系。积极和平不仅是一个描述和平状态的概念,也是一个促进社会各方面积极发展的框架。
6、《多边主义指数2024》
该报告旨在追踪过去十年间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变化情况,并通过分析五个领域的多边协调——和平与安全、人权、气候行动、公共卫生和贸易——来评估多边体系的功能状态。报告基于定量数据,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以帮助理解多边主义危机的本质,并为决策者提供信息支持。
执行摘要
和平与安全:
参与度:多边和平与安全机构的参与度呈现混合图景,维和参与度略有下降,而和平建设参与度增加。
表现:几乎所有指标的表现都恶化,反映出安理会的阻塞和暴力冲突的增加。
包容性:包容性指标有所改善,但重大包容性障碍仍然存在。
人权:
参与度:成员国在多个人权领域的参与度保持甚至增加,表明各国持续希望参与和影响该系统。
表现:人权表现恶化,但民间社会和妇女在联合国人权系统中的纳入指标有所改善。
包容性:民间社会和妇女的纳入指标改善。
气候行动:
参与度和表现:气候指标显示多边气候行动的参与度和表现呈混合趋势,尽管在气候融资和可再生能源方面进展缓慢。
包容性:包容性指标显示出更明显的改善。
公共卫生:
参与度:过去十年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参与度增加,部分原因是应对COVID-19大流行后公共卫生需求的增加。
表现:表现参差不齐,主要是由于COVID-19对全球公共卫生的持续影响。
包容性:包容性进展也参差不齐,反映了纳入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方面的挑战。
贸易:
参与度:自2015年最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结束以来,多边贸易框架的参与度停滞或在某些情况下恶化。
表现:表现参差不齐,难以评估,原因是COVID-19大流行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导致的贸易波动。
包容性:包容性指标有所改善,但难以评估地理包容性,这是多边贸易合作中最大的裂痕。
引言
多边主义危机:多边体系面临一系列危机,包括中东、乌克兰、苏丹、缅甸等地的战争,全球气候行动不足,防止全球大流行的协议谈判困难,国际人权工具未能阻止人权倒退,以及多边贸易谈判长期停滞。
改革呼声:面对多边主义危机,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改革多边体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要么改革,要么破裂”。
研究目的:为了理解多边主义危机的本质,IPI和IEP开发了多边主义指数,以评估2013年至2023年间国际合作的变化。
方法论
参与度:评估国家如何支持、访问和利用多边体系,包括加入多边机构和协议以及对多边机构的财政贡献。
表现:评估多边体系实现其既定目标的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改进。
包容性:评估多边体系如何与非国家行为体互动和支持,以及女性在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
具体领域分析
和平与安全:
参与度:维和参与度略有下降,和平建设参与度增加。
表现:几乎所有指标的表现都恶化。
包容性:包容性指标有所改善,但重大障碍仍然存在。
人权:
参与度:成员国在多个人权领域的参与度保持甚至增加。
表现:人权表现恶化。
包容性:民间社会和妇女的纳入指标改善。
气候行动:
参与度和表现:气候指标显示多边气候行动的参与度和表现呈混合趋势。
包容性:包容性指标显示出更明显的改善。
公共卫生:
参与度: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参与度增加。
表现:表现参差不齐。
包容性:包容性进展也参差不齐。
贸易:
参与度:多边贸易框架的参与度停滞或恶化。
表现:表现参差不齐,难以评估。
包容性:包容性指标有所改善,但难以评估地理包容性。
总体趋势
参与度:国家在多边体系中的参与度没有出现大幅下降,许多指标保持稳定或改善,但贸易领域除外。
表现:几乎所有领域的表现都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人权和气候行动方面。
包容性:包容性指标普遍改善,特别是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女性代表方面。
指数的局限性
未覆盖领域:指数未涵盖所有多边合作领域,如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事务。
量化难度:许多多边合作方面难以量化,现有的定量指标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实际情况。
包容性指标:包容性指标未涵盖地理包容性,因为缺乏系统性的区域代表性数据。
总结
《多边主义指数2024》报告提供了对过去十年间国际合作变化的全面评估。尽管在多个领域,如和平与安全、人权、气候行动、公共卫生和贸易中,参与度保持稳定或有所提高,但表现普遍下降,尤其是在和平与安全、人权和气候行动方面。包容性指标则显示出积极的改善趋势,特别是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女性代表方面。然而,报告也指出,多边主义指数存在局限性,未能涵盖所有多边合作领域,且一些关键指标难以量化。总体而言,报告强调了多边体系在当前全球挑战面前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同时指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核心观点在于,尽管多边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但成员国仍保持较高参与度,且在包容性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努力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7、《全球军事化趋势》
该报告分析了长期和当代的军事化趋势,包括军事支出、军事人员、军事能力等方面的变动,并引入了新的军事技术和能力(MTC)评分方法,以更准确地评估全球军事化水平。
IEP 的使命与目标
使命:IEP旨在将和平视为人类福祉和进步的积极、可实现和具体的衡量标准。
目标:通过开发新概念框架来定义和平;提供衡量和平的指标;揭示商业、和平和繁荣之间的关系;促进对创造和平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理解。
国际合作:IEP在悉尼、纽约、布鲁塞尔、海牙、墨西哥城和内罗毕设有办事处,与国际合作伙伴以及政府间组织合作,衡量和传达和平的经济价值。
军事化构成的变化
政府支出:自2000年以来,军事开支占总政府支出的比例从超过10%下降到2021年的不到7.5%,但绝对值和人均值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增加。
军事能力分散:全球军事能力的相对份额现在更加分散,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占比例不到50%,而二战结束时为75%。
长期趋势:过去三十年中,军事人员数量减少,自1960年代以来,相对军事支出也在下降。
近期军事支出增加:自2008年以来,国家军事化的平均水平逐渐降低,但在2022年逆转,预计未来五年将增加。
军事化下降的驱动因素:冷战结束后,军事化下降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是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军事支出优先级降低,以及高科技战争的日益重视。
军事人员减少:大多数国家的武装部队人数都在减少,全球军事人员总数从1995年的3000万以上降至2019年的不到2800万。
军事能力的趋势
军事支出与技术进步:尽管军事支出绝对值上升,但作为GDP百分比已下降至冷战高峰期的一半。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军队人数正在减少,表明对技术的依赖增加。
军事技术与能力评分(MTC):IEP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计算国家的军事能力,通过加权军事资产的代际来评估。这种方法改变了与仅计算军事资产数量或比较军事支出的传统方法相比的排名。美国的得分最高,ZG第二,俄罗斯第三。
冲突与军事化:全球冲突数量达到自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59个冲突,涉及92个国家。未解决的冲突处于自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增加了重大冲突爆发的机会。
全球经济不稳定下的军事支出
全球军事支出创纪录:2023年全球军事支出达到2.4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8%,主要原因是乌克兰冲突和亚洲、大洋洲及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军事支出占GDP比例的变化:自全球和平指数启动以来的前14年里,这一比例逐渐下降,但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后逆转。2023年,86个国家的军事支出占GDP比例上升,而50个国家下降。
军事支出对公共福利的影响:增加的军事支出通常会减少对教育、卫生和商业发展的资金投入,研究表明,较高的军事支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负相关。
军事技术与能力评分(MTC)
MTC评分的引入:为了弥补单纯以经济支出或武器数量评估军事实力的不足,IEP开发了MTC评分,考虑了军事资产的数量和技术代际。
关键技术进步:过去十年中,固定翼平台的能力得分增加了20%,其次是海军资产得分增加了6%,而旋翼、火炮和装甲能力保持稳定。
国家特定趋势:从技术角度看,美国拥有最大的军事能力得分,ZG位居第二,俄罗斯紧随其后。全球范围内,ZG的得分增长最大,超过了俄罗斯的排名。
地区增长:过去十年中,20个得分绝对增长最大的国家主要来自亚洲和中东地区,显示出这些地区的军事化趋势。
当代军事化趋势的关键发现
军事化水平下降:尽管全球冲突数量大幅增加,但国家军事化平均水平呈下降趋势。
军事能力不一致:虽然武装部队率和相对军事支出在大多数国家下降,但总体军事支出和与技术使用相关的整体军事能力却在增加。
长期趋势:过去三十年来,军事人员数量和相对军事支出均有所下降,而人均军事支出和军事技术复杂性则有所增加。
军事化下降的驱动因素:冷战结束后,军事化下降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是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军事支出优先级降低,以及高科技战争的日益重视。
军事支出变化:尽管军事支出占总政府支出的比例从2000年的超过10%下降到2022年的不到7.5%,但绝对值和人均值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增加。
军事能力提升:过去十年中,当考虑到技术进步时,总体军事能力得分增加了10%。
军事能力分布:全球军事能力的相对份额现在更加分散,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占比例不到50%,而二战结束时为75%。
军事人员减少:大多数国家的武装部队人数都在减少,全球军事人员总数从1995年的3000万以上降至2019年的不到2800万。
长期军事化趋势
军事支出占GDP比例下降:过去60年里,全球军事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6%以上下降到2022年的2%多一点。
武装部队人员减少:自二战以来,军事支出的下降与武装部队人员的减少相呼应,尽管两条曲线在1995年分道扬镳。
硬实力趋势:尽管过去60年里军事化水平明显下降,但硬实力的趋势仍然值得关注。
总结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尽管全球冲突数量和紧张局势增加,但许多国家的军事化水平在过去几十年中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军事支出的优先级降低,以及对高科技战争的日益重视。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军事能力的评分显示,一些国家的军事实力实际上在增强。
推荐站内搜索:最好用的开发软件、免费开源系统、渗透测试工具云盘下载、最新渗透测试资料、最新黑客工具下载……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