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失据与秩序失衡：美国中东战略困境的主要表现

“9·11”事件后，美国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投入大量战略资源，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美国雄心勃勃地推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意图在中东地区强制推行所谓的“美式民主”，实现所谓的地区自由化、民主化与市场化，进而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中东地区新秩序，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但从实际收效看，美国一厢情愿的“民主改造”惨淡收场，尽管美国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大量战略成本，地区也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中东新秩序。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全面评估并反思前期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扩张，美国中东政策发生了重要调整。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国力衰退，加之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了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但这种“收缩”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愿意放弃美国的霸权，其更强调应用“巧实力”与多边主义来构建秩序。奥巴马的中东政治遗产主要有：历史性地达成了伊核协议；撤兵伊拉克增兵阿富汗；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部分矛盾的降级缓解。奥巴马时期美国的中东战略更加侧重实用主义，更加侧重立足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东。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点火了“阿拉伯之春”，却又置之不管，进而导致了中东地区至今仍在延宕的混乱与失序，其中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大片攻城略地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是崛起于此期间。奥巴马时期，在中东地区还发生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极端组织杀害事件，客观上暴露出美国对中东地区主导力的下降。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政府提出“美国优先”，美国外交中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特征明显，同时美国的中东政策还带有浓郁的特朗普个人色彩。特朗普政府力避陷入中东的战争泥潭，持续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其中东战略主要聚焦以下两点。一是全面撕毁伊核协议，同时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二是力挺以色列，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同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此地。不再认定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漠视“两国方案”，力推为以色列量身定做的所谓“中东和平新计划”等。此外，美国还积极推动阿联酋、巴林与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为更好充当离岸平衡手，美国还力图打造旨在与什叶派抵抗轴心对抗的“中东版北约”，建立起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新地区安全机制。特朗普的中东战略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秩序的失衡。特朗普时期，俄罗斯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中东区域大国如土耳其、沙特等国家均强化了战略自主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意愿与主导力均发生明显下降，中东地区秩序已进入深度调整期。还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时期“巴以问题”被美国刻意边缘化与工具化，这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延宕埋下祸根。

拜登政府中东战略初始目标即全面“修复”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战略的“失衡”，力图恢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力”。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从某种程度看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2.0版，其中东政策团队基本上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主要人员构成，但与奥巴马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又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更加聚焦大国博弈，美国欲将更多战略资源投入印太地区，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更加注重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二是更加侧重所谓价值观外交，注重外交中的“人权”与“民主”，加大对地区国家内政的干涉力度。三是有条件地重返伊核协议。伊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拜登政府必须重启伊核谈判，但与务实谈判相比，拜登政府实际上更加注重对伊朗的遏制。四是继续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总体观之，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显示出矛盾性与摇摆性。

细观美国近年来的中东政策，无论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大中东改造计划”，或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巧实力”战略，再到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以及拜登政府在中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其政策重心不断调整，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呈现出以下逻辑特征。一是美国战略收缩意愿明显。中东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支轴，中东位于美国全球战略要冲，与美国的“两洋战略”呈现出复杂的相互影响态势，当美国国力衰退时，美国往往不愿在中东投入更多战略资源。二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本质是维系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无论是孤立主义政策还是干涉主义政策，其最终战略目标都是为了确立“美国在地区的首要地位”，看似不同的政策只不过是美国为实现相同战略目标而采取的不同战略手段。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其实无论是奥巴马、拜登意欲达成“伊核协议”，还是特朗普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将伊朗纳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秩序中，尤其是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的中东战略始终处在“出错—反思—纠正—再出错”的恶性历史循环迷思中，一步步地酿成当下中东地区的危局与地区秩序的失衡。

当下，美国的中东战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矛盾性，美国想尽快从中东的复杂局势中抽身，但现实是，当下中东的热点问题如以色列与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冲突、以色列与伊朗的边缘战争、也门胡塞武装的不断壮大以及叙利亚问题都与美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与美国国内政治议题紧密捆绑，使得美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点。

美国无条件力挺以色列损害战略信誉。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后，为配合其价值观外交，仅在口头上支持“两国方案”，实际上仍然暗中支持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等行为。2023年10月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更是撕下价值观伪装，全面导向以色列。据《纽约时报》7月25日报道，近年来，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军事援助方，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截至2024年年中，美国已累计向以色列提供超过2.5万枚炸弹及多批导弹与无人机、飞机和防空系统等。美国第六舰队多艘军舰长期驻守在巴以东地中海附近海域，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情报与军事支持。在联合国，美国更是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几乎反对任何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2024年4月，因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的一票否决，安理会未能通过“建议联合国大会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而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仅美国一国投出反对票，美国的理由是，“巴勒斯坦建国问题需要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落实。”在当下连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法国与澳大利亚等国都表示将会考虑在适当时候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大背景下，美国的一意孤行可以说极大损失自身战略信誉。

美拜登政府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被贴上了“最同情以色列的美政府”的标签。美国的纵容与默许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剧了以色列的军事冒险与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尽管前期拜登政府一直将所谓“民主”与“人权”挂在嘴边，但此次冲突中，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未能真正主持公道正义，美国并没有实质性尊重巴勒斯坦民族的建国权以及巴勒斯坦的“人权”，助推以色列酿成了加沙地带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据悉，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截至2024年7月底，冲突已造成巴勒斯坦民众近4万人死亡，10万人受伤。在冲突中，美国的媒体也往往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暴行选择沉默。美国在冲突中的立场与表现引发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尽管美国务卿布林肯在冲突爆发后多次到访沙特、阿联酋、埃及、卡塔尔与约旦等国试图获取政治支持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民间的“反美”情绪达到历史高点。2023年年末，美国驻阿拉伯国家外交官曾对美政府发出“警告”，认为美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大力支持，“正让我们（美国）失去一代阿拉伯民众”。美国力图撮合以色列与沙特建交短期难以实现，美国精心打造重点途经沙特与以色列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则几乎化为泡影。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向来重视在中东地区推行所谓“民主”与“人权”，美国也将这种价值观层面的软实力视为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本次巴以冲突充分暴露了美国的虚伪与双标，也几乎宣告了拜登政府在中东价值观外交的彻底失败。未来中东安全机制构建中，美国势必将难以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美国与什叶派抵抗之弧军事对峙加剧消耗战略资源。美国多家智库表示，自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领导人纳斯鲁拉遭以色列袭击身亡后，中东地缘格局已处于灾难性对抗的边缘，最为明显的就是巴以冲突正呈现出明显外溢化趋势，以色列与什叶派抵抗之弧对抗加剧。目前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当局欲彻底消灭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以色列的交火正逐步从边境地区不断向纵深拓展；胡塞武装则频频对以色列进行小规模袭扰，其在红海袭击美以商船已威胁到了美国海上霸权；伊朗与以色列间陷入恶性安全困境，已进入边缘战争。对此，美国主要应对有二。一是持续加强中东的军力部署，二是不断提升威慑力。自2024年8月冲突升级以来，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更多地面防空系统、战斗机和战舰，以增强对美军及以色列的共同防御力，如将“佐治亚”号巡航导弹核潜艇、“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与“黄蜂”号两栖作战群部署在以色列附近的东地中海。在波斯湾附近的美中央司令部辖区也在持续加强军备，此外，美国防部一再提高调门称将坚定捍卫以色列意图传递威慑信号。目前美军中东基地被袭击的风险已在不断攀升。这些军事基地是美国霸权的象征，但面对当下的灰色地带冲突，它们反而易被非政府行为体袭击，且其遭袭的政治影响不容小觑。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延宕扩大，基本宣告了美国当下对伊朗政策的失败，未来与抵抗之弧的长期军事对峙将不得不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心之一。安全困境下，伊朗将加速推进其核计划并将以更多廉价无人化武器装备以及更加多元的方式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威胁。从更广阔的地缘视角看，当下美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博弈烈度依旧不减，同时，美国动员用大量战略资源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目前又要卷入中东的战争泥潭，美国几乎是在欧亚大陆世界岛的西侧、东侧与中央同时与三个“战略棋手”进行高强度博弈，其全球战略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美国与地区盟国关系受损。美国在中东地区有8个盟国，2个安全合作伙伴国，在12个国家保留着某种形式的军事存在。这些盟友与伙伴关系对维系美国对地区的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下这些盟国（伙伴国）与美国的利益分歧加剧，双边关系已出现微妙而深刻罅隙。

首先，美国与中东穆斯林盟国，如埃及、约旦、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等国的关系出现裂痕。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上述国家正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战略自主倾向，在涉及自身重要利益与地区问题上敢于对美国说不。主要表现有：在安全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如沙特、阿联酋与埃及等国家在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同时，也注重保持与俄罗斯及中国的军事合作；在外交领域，上述美国盟友更加注重多元化平衡外交。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土耳其与沙特。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多次公开批评美政府的中东政策，土耳其战略学界认为当下美国的中东政策破坏了地区的“战略平衡”。2023年年末，布林肯访土耳其期间，土耳其外长费丹婉拒与其拥抱被两国媒体炒作，折射出当下土美关系的尴尬处境，尤其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对立，也为近年来本就龃龉不断的土美关系又平添了新的风波。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沙特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加强了与伊朗的沟通联系，两国关系进一步缓和。沙特与俄罗斯在石油能源领域密切协作并开展了“欧佩克+”合作，2024年6月，沙特选择不再续签沙特与美国之间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不少美国媒体评论当下的沙美关系正在经历“离婚”。此外，土耳其与沙特都表示出加入“金砖国家”以及对建立多极世界的愿望，其全球南方国家属性进一步凸显。

其二，美国缺乏对以色列的有效掌控，民主党政府时期美以关系出现裂痕。以色列右翼政府与美拜登政府在地区利益方面存在明显分歧。随着冲突的演进，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国内日益孤立，其为获取国内右翼势力甚至是极右翼势力的支持并不愿意实质性停火，希望彻底解决“哈马斯问题”。但民主党政府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囿于国内大选需要，并不愿过度介入中东战事，美国国内左翼亦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酿出人道主义危机表示不满。2024年4月，美国会拟援引“莱希法案”（该法案规定禁止美国向侵犯人权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对以色列极右翼的代表以色列国防军“耶胡达胜利营”实施制裁，尽管这次制裁最终未能落地，但却暴露出美以关系的波澜，尤其是美国当下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已然有限。内塔尼亚胡2024年7月访美期间并没有得到其所期待的支持，美以双方在未来加沙重建、“两国方案”等议题上分歧明显，多名民主党政要拒绝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并缺席了其在美国会的演讲。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内塔尼亚胡政府充分利用了美国两党博弈为以色列捞取了大量援助。

长期以来，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棋子”，但恰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2024年年中发表的文章所言，以色列正在从美国的“战略棋子”变为“战略包袱”。在国内政治、外交、军事等多重议题上，美国正在被以色列深度捆绑。美国主导下的盟友体系是维系美国在中东霸权的重要手段，作为域外国家，美国得以凭借同盟体系得以通过充当“离岸平衡手”操控地缘格局，但当下的中东乱局已导致美国盟友的离心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同盟体系的受损可被视为是美国地区霸权衰落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