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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 余丽 赵秀赞当前，国际社会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尤其是全球安全治理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挑战，大国有责任以理念创新引领机制变革，完善治理框架，推动安全治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应人类发展潮流，充分表现出领导力、担当力，系统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破解全球安全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2022年4月，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变化与深刻现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2023年2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系统阐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重点合作方向、合作平台和机制，充分彰显了中国主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大格局、大担当。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构建开放包容、公平合理、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是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行动指南，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现全球安全目标过程中的生动实践。在高频新安全议题中，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值得重视。其一，黑客攻击、数据泄露等网络安全问题频发，而地缘政治博弈、大国技术竞争进一步加剧了网络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其二，基于网络技术变革的底层逻辑，安全认知观念持续演化，安全理念话语不断变迁。这些变化对国家行为体统筹维护自身与共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理念，强调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自2014年起连续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同时，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系列成果文件，为消弭网络空间安全赤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以相互尊重促进共商、以对话交流开展共建、以务实合作推动共享，努力将网络空间塑造为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进而为全球安全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数字化动力。随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面临重叠交织的安全挑战。现实中有些国家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为了自身安全而忽视他国安全，牺牲别国以谋求绝对安全。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的正当利益与合理关切不仅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和妥善解决，反而被长期忽视，乃至遭受系统性侵犯。
第一，结构性的权力垄断。网络霸权的存在导致网络空间大国竞争摩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的阵营化、碎片化，侵蚀了网络空间安全协同治理的信任基础，动摇了国家间围绕网络安全展开平等交流对话的合作根基。因沿袭而固化的技术方案、行为理念、组织形式、制度安排、权力关系等结构性因素，往往成为西方既得利益国家继续垄断网络空间权力的依凭所在。例如，美国已成为试图维系利益现状的保守性力量，宁可置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风险于不顾，也要压制新兴国家，阻碍其变革发展。为继续护持网络空间霸权，美国固守二元对立、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奉行阵营化、排他性的安全观，借助小圈子、小多边的方式追求绝对安全，不断加剧网络空间军事化、冷战化。同时，为了维系全球竞争优势，美国以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为名，将网络技术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利用国家力量将中国特定高科技企业纳入制裁名单，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歧视性做法对中国企业实施打压。第二，差异化的国家间矛盾。在单边主义明显上升、保护主义日益盛行、逆全球化不断发酵的背景下，国家主体之间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领域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基于自身实力、利益认知等影响因素，不同国家主体在有效凝聚网络安全治理共识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既有的数字鸿沟，不但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拉大。针对网络技术发展不平等、安全治理规则不健全、发展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不同国家行为体诉求相异、立场有别、政策不同。面对上述安全挑战，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难免出现分化乃至分裂。再如，2024年4月，美国不断升级芯片禁令，拉拢、施压盟友加码，试图持续扩大对中国的限制范围，旨在让中国更难获得高算力的AI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进而把中国算法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规锁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算法世界霸权的范围以内。第三，分散化的治理主体。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场域，并不存在唯一或确定的治理权威，主权国家、技术社群、商业平台、国际组织等利益相关方都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的演化，这导致治理共识的达成面临多方挑战和压力。在理论层面，网络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强调各方机会均等、共同参与等原则。然而，在现实层面，不同主体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的发言权、参与权并不均衡。不同类型的治理主体都认识到了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变革的重要性，但治理变革进程的内生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改革方案可能带来的收益以及此种收益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分配，同样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而这也会反过来阻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共识的达成。例如，2024年4月，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发布的《2024年网络安全威胁预测报告》显示，大选年虚假叙事舆论攻击、深度伪造篡改图片视频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并未彻底根除，而数据泄露平均成本高达218万美元，近八成受访者表示其组织敏感数据在过去12个月中至少被泄露或入侵过一次。网络空间既是人类活动的新空间，也属于全球治理的新场域。面对网络空间冲突、对抗、分裂风险上升的严峻安全形势，加快完善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为此，中国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审慎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行稳致远，为动荡变革期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第一，全球安全倡议坚持民族话语与世界愿景的统一，为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动力源泉。其一，全球安全倡议深刻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安全观，深度契合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深彻呈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行为准则的坚持与坚守。其二，结合自身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国自觉将其抽象、升华为普遍性、一般化的解释分析框架，主动完善对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国方案的学理解释，进而更好地向世界各国讲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故事，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其三，中国获得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更多的认同与支持，并将其融入国际组织有关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规范的官方文本中。同时，中国注重完成从书面文本到具体行动的落实转化，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提供了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第二，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为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重要支撑。其一，中国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继续履行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作出大国贡献，主动引领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相关议题设置。例如，中国进一步借助双多边经贸机制安排，继续面向东南亚、中亚、非洲、中南美洲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援建，助力其数字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其二，中国有效、高效统筹协调各方行动，增强自身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的效度与信度。例如，中国立足数字产业发展安全，在多边和双边场合择机与美欧等国家开展对话沟通，围绕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进行平等协商、对等谈判，在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规则塑造中维护国家利益，从而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第三，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为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关键保障。其一，中国兼具能力与意愿捍卫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的正当利益。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坚决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其二，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契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培养自身网络安全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其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行稳致远。【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主权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21&ZD168）阶段性成果】（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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