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国家的崛起：信息时代的共同体构想和冲突根源

当今，信息战或已成为国家间冲突的内在组成部分，信息域被视为一个新的战争舞台，经常被与数字环境同时提及。事实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协同增效（Synergistic Relationship）关系，以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增强了信息工具的功效，扩大了信息攻击覆盖范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信息域中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并规避和降低威胁。

2018年1月11日，新加坡成立了“网络蓄意造假问题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审查假新闻并提出可行措施；2019年5月8日，通过了一项综合性立法，即《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操纵法》，允许当局干预威胁公共利益的虚假或误导性言论，旨在遏制虚假信息的有害影响。

信息时代的冲突呈现出一种新视角，即民间通过抗议反对政府对国外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反应。“以方法为中心”的信息战研究通常假定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行动顺序，即行为体发起行动，继而借助信息域取得成果。然而，信息战还存在一种更自然的“自下而上”的效应。

对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进行简单映射，就会发现其背景非常多样，横跨多个大洲和地区。对参与者的深入调查表明，这些抗议活动跨越了文化、宗教、种族、性别和年龄等传统社会障碍。

此外，抗议活动似乎是一种自发组织和产生的全球现象。来自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团体之间很少或极少进行协调。与此同时，各参与抗议的团体所拥护的理念和所采用的符号具有共性。那么，如何解释这些理念或符号虽然源自不同的背景，但它们所呈现的一致性却能够广泛代表多数抗议团体的诉求？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研究“信息国家”（information-state）概念，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民族国家”理念。

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民族是一个构想中的政治共同体。它之所以是构想出来的，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共同的兄弟会（Fraternity）。尽管其所有成员不可能彼此面对面接触，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其章程的方方面面，但这种兄弟会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以色列学者雅伊尔·塔米尔指出，国家认同是由其相对于其他群体的排他性所界定的，其成员被一种独特而共同的命运感，即“我们和他们”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在其构建过程中，可能会挪用或构建国家叙事和符号，来美化最终形成的信仰体系。不过，正如安德森和塔米尔所描述的那样，这些信念的“真实内涵”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其成员对它们的接受程度。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民族不同于国家，后者是一个主权政治实体，其政府对一个空间界定的区域行使控制权，包括居住在该区域内的所有民族和资源。各国又构成了当今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各自在联合国框架内得到正式承认。从历史上看，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国家往往围绕民族身份形成，是这些群体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政治表达的一种形式。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能够与民族身份大体同质的人口相对应时，更有可能实现稳定。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于拥有悠久移民传统的国家。移民国家由众多共同体组成，这些共同体往往具有相互竞争的民族身份。当这些不同的群体能够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共存时，集体利益就能得到维护，和谐得以维持。然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更大政治自治的渴望是二战后许多冲突的根源。

从历史上看，信息一直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安德森将“现代民族主义”（modern nationalism）的诞生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借助印刷术，人们得以更易于围绕国家信仰体系建立起共同体，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尽管当时的新传播方式扩大了覆盖范围，国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条件限制。印刷媒介虽然具有开创性，但仍不够活跃，不足以让信息革命跨越地域界限。

国家一般都在相邻的陆地上形成。作为新兴共同体的政治化身，或许除了殖民时代横跨全球的海洋帝国之外，这些国家都是按照地理界限和民族界限组建的。然而，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信息域的布局（information domain’s terrain）。数字平台扩展了远距离人群之间联系的可能性，使思想的传递和交流更加顺畅。这从本质上彻底改变了国家组织框架。由于距离和地理位置不再是限制因素，“基于信息的共同体”可以在非相邻空间形成。就像海上交通线对殖民海洋帝国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一样，这些新兴共同体也通过数字脉络联系在一起。

当新的共同体根据新兴信息布局轮廓凝聚起来时，就会与现有的国家信仰体系产生摩擦（正如安德森所描述的，国家本身就是构想中的共同体）从而产生新的冲突根源。因此，信息域的冲突不应被视为完全由行为体驱动。数字化的社会力量驱动自发集体行动，同样能够引发信息域的冲突。

要应对信息域的威胁，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应对或阻止行为体的行动，这些行为体可以是国家或地区，在信息域的概念中，其作用历来被强调。要解决冲突的根源，就必须深刻认识信息布局是如何演变的。必须识别以信息为基础的新“国家”，以追溯紧张局势的根源，特别是大都市，以及将这些信息节点与其卫星相连接的数字通信线路。

其复杂性在于信息域布局的独特性。与空域一样，信息域几乎无处不在，只要有数字基础设施的地方就有信息域。由于万有引力定律的恒定，空中无法建立起永久物体，然而在信息域却可能留下持久痕迹，特别是当目标受众接纳了所传播的理念时。与此同时，海陆空领域（即冲突发生的传统空间）存在着物理上的交叉，但信息域是独立存在的。因此，“信息国家”与实体国家同时存在，有时相互重叠，却并不总是对应于相同的领土边界。

安德森认为，如果国家只是一个构想中的共同体，那么在信息域内凝聚形成的相互竞争的身份就会对国家的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构成真正威胁。当“信息国家”的价值主张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说服其大部分民众质疑他们的国家忠诚度时，引发不稳定状态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当新兴共同体形成的前提与明确的政治方向相结合时，上述情况尤为显著。因此，信息域的激烈冲突往往先于战争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对信息域进行布局，那么依据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英国海军历史学家朱利安·科贝特的观点，国家的安全就意味着在相应信息空间中争夺并获取优势，积极主动地控制这些空间。为此，必须积极寻找并摧毁敌对“信息国家”的“都市”，使支撑本国自身信仰体系的“信息堡垒”取而代之。否则，就会将该领域的控制权拱手让给潜在对手，使其得以按照自己的野心来塑造信息战场。

然而，由于信息域布局的独特性，信息域的冲突将围绕符号和叙事展开，而非实际火力。构想中的共同体将成为信息时代冲突的前沿阵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已经处于战争之中，只不过这场战争是在信息域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