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展新阶段新在哪

文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蔡翠红

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的发展和治理，关系到各国的安全和利益，也关乎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应对网络空间挑战、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促进网络空间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必然趋势。

2023年11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提出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习近平主席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发展优先，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倡导安危与共，构建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三大倡导”为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提供了重要指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在当前网络技术发展和国际格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新的处境和挑战，也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

新阶段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背景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判断，是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是对网络空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变化的积极应对，是对网络空间的新理念、新目标、新路径的主动探索，是对网络空间的新价值、新秩序、新关系的创造性构建。要理清新阶段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要求和重点任务，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新阶段”的时代特性，这其中既包括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治理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包括数字技术对新时代国际格局的颠覆性影响。

数字化变革带来网络空间治理新难题。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发展，与当前数字化变革带来的冲击密不可分。一方面，网络空间迅速发展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网络技术不断创新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化变革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空间风险挑战日益突出和安全威胁不断增加，网络空间治理也面临新的困境和难题。网络空间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严重威胁着各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隐私。然而，网络空间的治理却面临法律滞后、规则缺失和机制不健全等难题，各国之间协调不足、缺乏信任以及合作不畅等新困境也让网络空间治理的发展举步维艰。网络空间的风险和挑战，不仅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危机，也是对人类命运的新考验。

为应对上述挑战，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是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对网络空间发展趋势和治理挑战的深刻洞察和战略把握。彼时互联网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也是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疆域，同时还面临网络霸权、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新问题和新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对网络空间的全球性、开放性、多元性、共享性的深刻认识，反映了网络空间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网络空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路径。

202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这是在数字化变革加速、百年变局深刻演进的背景下，对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的准确把握。习近平主席强调：“互联网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动能、维护安全的新疆域、文明互鉴的新平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我们要深化交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这是对网络空间的创新性、变革性、引领性发展态势的把握，体现了发展优先、安危与共、文明互鉴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反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推动网络空间普惠繁荣、和平安全、平等包容的新路径。

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化趋势日益凸显。网络空间中的国际格局已深深地嵌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网络空间国际秩序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和重塑，网络空间国际关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当前网络空间中各方力量的互动和发展是现实世界中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竞争态势演变的反映，这一系列变化冲击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成为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已经映射在网络空间之中，网络空间地缘政治化的趋势也日益显著，这构成了当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构最主要的外部环境。具体来说，网络空间地缘政治化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对网络空间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显著。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领域正在成为国家间经济和地缘战略竞争的新舞台。事实上，网络空间本身就带有地缘属性，网络空间物理架构与其中的活动主体都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而且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权力也在日益上升，这些因素构成了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化的基础。而随着中美两个网络空间大国的战略竞争加剧，这一地缘政治化趋势被进一步强化。如今美国为巩固网络空间这一新地缘政治空间的主导权，正进一步将地缘政治博弈渗透到网络空间之中，试图将网络空间政策同国家意识形态挂钩，甚至是极力推动网络空间的军事化。例如，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3年网络战略》将网络空间明确视作军事行动的合理场域，并声称将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此前提出的网络空间“前置防御”原则和进攻性防御的安全理念，借助盟友的网络力量和资源在全世界投射美国的军事力量。这势必会对全球网络空间的稳定态势产生负面影响。

其二，伴随着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势头也延伸到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领域，加剧了其分裂化和碎片化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更注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领域，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安全战略部署和政策引导，“战略自主”“技术本地化”和“数字主权”等定义模糊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核心数字技术领域，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快了产业布局和产能争夺，出台各项政策引导产业回流、鼓励本地技术研发和投资并强化限制性条件。一些国家更是试图同盟友联合制定标准、组建盟友经济圈以排斥和孤立其他国家，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全球网络空间的分裂。

新阶段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要求

新阶段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在过去的基础上，根据网络空间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需求，通过深化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来加强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基础，从而提高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水平。具体来说，新阶段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理念、技术发展的原则、国际合作的准绳以及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路径四个方面对共同体构建提出了新要求。

以多边主义反对网络霸权。当前，随着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化趋势加剧，网络空间的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现象也日益凸显。一些国家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搞“小圈子”“脱钩断链”，人为制造网络空间的分裂与对抗，滥用信息技术干涉别国内政，从事大规模网络窃密和监控活动，以国家安全之名限制、打压和制裁他国同网络空间及数字技术相关的实体。

例如，在2023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广岛峰会上，“去风险化”被正式写入峰会公报中。美国所宣称的“去风险化”更多强调的是“去中国化”，其本质是站在战略竞争的角度对中国网络空间及数字技术的发展进行打压，实际上是在维护自身在网络空间的霸权和垄断地位、分裂全球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体系、推动保护主义。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安全性和稳定性，不仅破坏了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也人为增加了网络空间冲突和对抗的风险，本质上是霸权主义在网络空间的一种体现。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归根结底是中国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出的具体原则和行动方案，因此需要符合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遵循国际合作的基础原则，即坚持多边主义，体现在网络空间便是：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互联网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反对网络霸权，各国在网络空间平等参与、平等协商、平等分享，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不能以危害或牺牲他国安全为由追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以联合国为主舞台，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多边协商为方式，以共同利益为目标，推动构建开放、民主、透明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当前网络空间存在阵营化、分裂化的趋势，然而即使是“小圈子”“小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仍存在通过多边主义外交实践凝聚国家间共识、消弭分歧、促进合作的可能。

例如，美国“去风险化”政策的实质和实际做法都远超正常国家竞争的范围，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国家的“去风险化”政策进行区分，深入识别各个国家、包括“去风险化”联盟内部各国的不同风险认知和诉求，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积极寻求针对性合作，深化现有的在数字经贸、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的基础。同时还需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推动和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可以说，新阶段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我国的多边主义外交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开放合作打破技术壁垒。技术创新是网络空间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融合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普及、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创造、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素养与技能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影响和限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此外，一些国家搞技术封锁、网络霸权和经济脱钩，阻碍网络空间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损害网络空间技术的融合与创新，威胁网络空间技术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例如，美国及其盟友试图通过类似“广岛AI进程”之类的小集团会议筑起技术高墙、打造具有排他性的技术规则体系以维护小集团利益的行为正是保护主义思维下打造技术壁垒的体现。技术保护主义同网络空间发展和数字技术进步的自然规律之间存在深层矛盾。

一方面，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知识、数据、应用、经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性越强，技术发展的重复和浪费越少，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的合作共享而非人为打造技术壁垒，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资源配置和深入合作而非闭门造车或技术垄断，是全球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本质需求。

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前途路径的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的特征和科学技术产业链关键节点全球化广泛分布、地域性高度集中的结构性特征，同追求本土化和“自给自足”的政策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再加上数字技术爆炸式发展的特点以及人才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使得单一国家或地区难以在所有领域保持绝对领先优势，全球数字技术的发展需要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合作与优势互补。开放合作不仅能够增强各国之间的互信互利，促进数字技术的相互借鉴，还能为网络空间的发展和治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在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新阶段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开放合作的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普惠主义取代利己主义。网络空间的价值在于其开放性和共享性，网络空间打破了时空距离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促成了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织状态。然而，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在极大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边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损俱损”的全球性网络安全风险。当今世界正面临层出不穷的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多方面的风险和危机，每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全球合作提供新的方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构、企业能够独自应对这样的全球性挑战。而在网络空间地缘政治化的趋势下，大国竞争的烈度持续上升，并日益呈现全面性、结构性、长期性的特征。

一些国家为巩固和扩大自身在网络空间及数字经济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不惜以经济脱钩、技术封锁等方式来打压和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这种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秉持零和博弈的逻辑、通过霸道排他的手段来实现自身赢者通吃的目的、甚至不惜以全球产业链失衡为代价来满足自身所谓“国家安全”诉求的做法，是典型的私利主义的体现。网络空间的发展不能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搞“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甚至是剥夺其他国家和人民发展的机遇和权利，造成网络空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这种行为不仅会损害网络空间的和谐与稳定，也违背网络空间开放与共享的原则，背离网络空间的发展与进步的规律。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换言之，生存是通过竞争实现的。

然而现代科学越来越多地发现，在适者生存法则的背后还有隐藏的生物进化机制：在激烈竞争生存机会的同时，生物之间也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它们相互帮助，通过共存和共同进化得以生存。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遵循这一原理，未来数字经济市场增长的关键在于民主化，通过弥合“数字鸿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技术发展之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繁荣。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展赤字有增无减，各国谋求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与“全球发展倡议”一脉相承，是“全球发展倡议”在互联网领域的生动实践。“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如何在促进自身网络空间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倡导和贯彻普惠主义，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普惠繁荣，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从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中获得发展机会，是新阶段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考验，这也对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和数字化发展成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协商共建推动全面合作。当前网络空间面临的安全风险无法控制、数字鸿沟难以弥合、治理体系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前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在民主性、合法性和代表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虽然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网络的互联性不断增强，但世界各地网络连接情况依然存在较大差异，国与国之间的“数字鸿沟”始终存在。不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水平决定了不同国家在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时各自的政策目标、政策措施和治理能力存在差异，进而对网络安全的利益诉求以及面临的外在现实约束均有不同，因此相应的网络安全机制与制度选择不存在绝对的一致性，这种差异需要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中得到体现。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在网络核心技术、研发和创新上的垄断地位和全球网络空间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因而得以根据本国的利益支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规则制定，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和基础设施上的劣势往往可能成为网络攻击和破坏的对象，甚至可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被边缘化。

近年来，一些国家更是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搞“一言堂”“双重标准”，破坏网络空间的协商共建，阻碍网络空间的合作共赢。例如，美国政府推出的针对中国先进数字技术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该政策举措虽然是美国的国内政策，但其对全球资本的流向和投资预期的影响不容忽视；与此同时，一些安全上依仗美国的盟友将受制于投资的禁令，被迫采取与美国一致的政策。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网络空间的民主原则，也违背了网络空间多元与包容的本质属性。

在此背景下，协商共建便成为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条有效路径。协商共建主张以对话协商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以共同发展为动力，以共同安全为保障，推动网络空间的互利互惠、互学互鉴、互助互信，实现网络空间的共同治理。

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的重点任务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网络空间的发展与安全，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也要让各国共同受益。网络空间的合作，需要各国凝聚共识，也需要各国的共同行动。为了把握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展新阶段的时代机遇，要着重投入以下几个重点任务：

加强多边机制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涉及到网络空间的安全、发展、人权、规则等多个方面，需要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商共治。积极支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推动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开放包容。加强网络空间的多边合作，建立网络空间多边合作的新平台，如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论坛、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合作组织、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规则协商机制等，为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渠道和解决方案。

首先，各国需要积极参与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和开放式工作组（OEWG）的工作，推动制定和落实网络空间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

其次，各国需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机构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和人权方面的工作，推动实现网络空间的普遍接入和数字鸿沟的缩小，保障网络空间的自由与开放；

再次，各国要以区域或主题为基础，倡导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进行合作，如网络空间的安全防御、网络空间的应急响应、网络空间的数据流动、网络空间的数字经济等，提高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效能；

最后，各国要以平等和尊重为原则，以对话和协商为手段，以互利和共赢为目标，就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的规则和标准进行协商，如网络空间的主权和管辖、网络空间的责任和义务、网络空间的互信和互助等，增强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的公平和正义。

发挥“全球南方”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基石作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各国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责任，也符合网络空间共享发展的理念和目标。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涉及到网络空间的平等、尊重、互信、互助等多个方面，需要各国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共建共享。积极参与和支持“全球南方”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基石作用，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包容平衡、更加务实有效、更加合作共赢。加强网络空间的南南合作，建立网络空间南南合作的新模式，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多的动力和支持。全球南方的共享共建，可以促进全球各国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最佳实践的交流，也可以加速各国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能力建设。

第一，南方国家需要积极参与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和联合国发展协调办公室（UNDCO）的工作，推动制定和落实网络空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促进网络空间的普惠发展；

第二，南方国家需要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WB）等机构在网络空间的扶贫和教育方面的工作，推动实现网络空间的减贫和教育目标，提升网络空间的发展质量；

第三，南方国家可以建立网络空间的南南合作倡议，定期举办南南峰会，邀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企业界、学术界等各方代表参与，就网络空间的南南合作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的对话和交流，形成网络空间南南合作的愿景和行动计划；

第四，各国可以建立网络空间的南南合作项目，以需求和效益为导向，以项目和成果为载体，以合作和共赢为目的，就网络空间的南南合作的项目和成果进行评估和分享，如网络空间的智慧城市、网络空间的数字农业、网络空间的电子商务等，增强网络空间的南南合作的影响和价值。

提升网络空间大国在国际网络空间合作中的引领作用。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需建立在各国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同时，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可以深化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友好关系，也可以拓展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合作领域。然而，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使得网络空间的发展环境日益动荡。国际社会将需要以共享共治为基础，共同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为世界带来和平、繁荣和文明进步。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空间大国之间需要加强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建立双边合作的新范式，为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提供更多的动力和机遇。如此才能推动各国在网络空间合作中的了解和信任，也可以增进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中的利益和价值。

首先，大国之间建立和完善双边合作框架，如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委员会、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对话机制、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协调机制等，为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提供稳定和持续的组织和平台；

其次，大国之间可以形成网络空间的信任建立措施，包括网络空间的安全、发展、人权等方面，为网络空间的大国合作提供明确和具体的目标和内容，增强对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的示范效应；

最后，大国之间可以制定和实施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计划，如网络空间的双边技术交流计划、网络空间的双边人才培养计划、网络空间的双边项目合作计划等，为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提供多样和丰富的形式和方式，增强网络空间的双边合作的效率和效果。

激发多利益攸关方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主动性。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是尊重各国多样性和主体多元性的基本要求，也是提升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协调性和协同性的必由之路。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可以充分体现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不同角色，也可以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网络空间的不同能力。加强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新格局，如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平台、多元合作网络，以及多元合作项目等，为网络空间的繁荣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和资源。如此才能促进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中的共识和共享，也可以促进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中的创新和发展。

一方面，各方积极建立并参与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网络，如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联盟、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协会、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社区等，为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提供紧密和活跃的联系和互动，增强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的联系和活力；

另一方面，建立和推动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项目，如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研究项目、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服务项目、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创意项目等，为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提供有益和有趣的内容和领域，增强网络空间的多元合作的创新和发展。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ZDA086）阶段性成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天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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