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关系及其演进规律

来源：人民论坛网，编辑：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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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关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模糊认识及其影响

     随着国家加大数字经济发展步伐，围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关系，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平行论述。数字经济（数字化）和信息化两个概念同时出现，分别论述，但并不明确其相互关系，甚至出现概念混淆混用情况。在一些地方的相关规划和政策文件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也有很多专业学术文章中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刻意回避。一些人在讨论数字经济时，有意无意地回避其与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谈数字经济（数字化），忽视国家信息化和“两化融合”发展战略及其重大意义，甚至直接将信息化置换为“数字社会”“数字化”。

      厚此薄彼。一些人错误地解读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历史内涵，随意界定其相互关系。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一些自媒体上，其核心观点是“信息化过时论”，认为信息化是数字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很多从事信息系统建设和IT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反倒容易抱持类似观点。如有人认为，传统的信息化建设已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需要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

      上述错误认知，给我国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不少问题。一方面，这些错误观点容易造成全社会认识的不统一。有的基层干部或专业人士，在面对数字经济（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关系问题时，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使普通民众也产生很大困惑。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和工作部署上，也容易造成重复建设问题，加大部门间的协调难度。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或数字化转型工作计划时，还会另外再制定一套信息化发展规划。从长远看，也会影响到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与“数字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

信息化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

      信息化（与信息社会）的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提出并完善起来的，其出发点是探讨工业化和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然而，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接触认识信息化概念时，工业化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如何在工业化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化，便成为我国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我国对于信息化的认知不断聚焦到其与工业化相互融合促进的关系协调（即两化融合）上来。

     为实现信息化发展战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部署，不仅建立了体系化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科技研发和产业化机制，而且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自上而下的行业管理体制（信息化应用推广体制）及其协调机制。在这套综合协调机制下，无论是电子信息和软件技术产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信息资源建设以及各行各业的应用与推广，都能够得到均衡有序地增长，我国的信息化得以长期持续快速发展，信息化应用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IT和信息化企业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完善我国信息化领导组织架构，成立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委员会）；2016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发布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2021年1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这些重大政策文件，都是当前我们认识和理解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明确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关系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数字化转型与信息化战略的关系。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路径。早期的信息化强调物理、化学的感应技术，特别是无线通信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巨大价值与作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数字技术日益超越模拟技术，人们开始强调数字技术对于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此后数字技术一直主导当前的信息化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近年来，量子技术的快速发展正被人们寄予厚望，量子计算、量子通讯技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根据一些科学家的判断，量子技术将在不远的将来取代现有的数字技术成为信息化发展的核心技术。

     当前，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这与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并不矛盾。信息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进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向；而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技术路径和具体举措。

     基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来理解数字经济的基本属性。正如人类的工业化经历了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等发展阶段一样，信息化也会经历最初的模拟技术、当前的数字技术以及未来的量子计算等时代阶段。对比工业化及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其特征，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属性和特征，从而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我国发展信息化和数字经济，要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这个历史现实，脱虚向实，充分应用数字化技术，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我国工业化的高质量发展。

明确信息化与数字化（数字经济）的发力方向

     信息化战略架构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是关注新一代信息科技的创新发展及其产业化。这不仅应该包括当前人们关注的数字技术，还应该关注其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科学技术革命，如关注生物信息、量子技术等革命性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的决定性影响。这将超越当前“数字产业化”的基本内涵，有助于拓宽、深化人们认识信息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国家信息化战略的前瞻性。

      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及其产业革命。新技术对于产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新技术本身带来新的产业，例如物联网产业、云计算产业等。这些新兴产业规模都非常庞大，动辄千亿级市场规模。另一方面，新技术与现有技术结合，改造并形成新的产业。无论是哪种产业创新，都带来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从而引发产业革命。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对现在的产业发展格局带来巨大的影响，其中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将日益具有颠覆性；而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正蓄势待发，有望带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对于产业融合及其所带来的产业革命，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统筹规划，进行前瞻性布局。

      三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经济社会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持续创新必然引领经济社会变革，并对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带来重大影响。首先是改变生产要素与生产投入结构。信息化的持续深入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变革，就是形成了新的生产要素，即让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次是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源泉，跃迁至新的发展平台，即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如平台经济、电子（移动）支付、现代物流体系、云计算中心（算力设施）等。再次是产生新的贸易形式，即以跨境数据流动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组成部分，正深刻地重塑国际贸易格局。从次是信息空间成为人类社会新的第三大空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信息空间）之一，正在深刻地改变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安全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结构与内容。最后是信息化正在使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网络环境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断影响社会个体的认知、能力与价值，进而影响其全面发展。

 四是促进制度变革。信息化发展与信息社会的快速到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工业化、工业社会的制度架构，也为新制度的诞生创造了空间。所以，信息化战略架构不仅包括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标准规范建设，也包括法律法规的各个层面的更新与创建。

数字化转型应包括的基本内容

      数字化转型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应用数字技术将实体业务的物理方式转变成虚拟空间形式；二是在现有的信息化或数字化基础之上改造升级。国家实施信息化建设二十余年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实现了初步的信息化，因此，就我国当前的数字化转型而言，主要是指第二种情况，即如何在现有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基础之上，实现国家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数字化转型就是当前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行动举措。

      基于上述国家信息化战略架构，我们可以将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容简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从主导技术来看，数字化转型就是推进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应用；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要大力开展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来看，在继续开展国际数字经济合作的同时，应该根据国家“双循环”战略要求，加强数字经济内循环建设布局；从数字技术研发来看，在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的同时，更应该加强信创产业发展，着力克服“卡脖子”问题；从建设主体来看，在继续发挥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活力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从数字经济发展要素来看，除了传统要素之外，必须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化进程；从发展方向来看，不仅要实现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创新发展，也要推进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共同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发展伦理来看，要从前些年野蛮式的发展模式向合规经营转变；等等。

（李广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员；陶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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