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信关注丨七省数据局密集挂牌，媒体专家解读：期待规范引领数据行业蓬勃发展！

在去年10月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之前，全国各地数据管理机构的自行探索，从各地实际发展需求出发，已多有先行先试。

如2019年海南省设立的大数据管理局，作为全国首个以法定机构形式设立的省大数据管理局，直接公示为“不列入行政机构序列，不从事法定之外事务，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法人机构”。这种灵活增设机构的非常规做法，更多是在机构框架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出于当地发展紧迫需求而做出的自主探索。

据不完全统计，此前已有北上广、浙江、山东、安徽、贵州、广西、甘肃、海南、新疆等十几个省区市设立了大数据管理机构，比如“大数据局”“数据管理局”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指出，“不少地区大数据管理局成立早于国家数据局，机构名称、上级主管部门、行政级别都五花八门，有单独设立亦有隶属于政务服务局、经信局、发改委、网信办等等，模式不一。”

如广东是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贵州为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新疆在2023年成立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而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隶属于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北京市大数据中心隶属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隶属于天津市委网信办，福建省大数据管理局则隶属于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级层面大数据管理部门既有正厅规格，也有副厅规格等，不一而足。

如本轮首个亮相的江苏省数据局，官网由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官网更名而来，这意味着该机构直属江苏省人民政府，规格为正厅级。与江苏类似，新组建的河北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亦是沿用了此前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的网址，与之同级（正厅级）。

又如新组建的云南省数据局由省发展改革委管理，规格为副厅级；而2018年成立的北京市大数据中心，规格则为正局级。

这些地方上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尽管归口和级别迥异，但都承担着加强大数据领域行政管理职能和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职责。国家数据局成立之后，早期地方探索自设的数据机构如何归口管理，也是市场目前关注的问题之一。

省级大数据局在国家数字治理的宏观架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对完善地方政府数据治理体系意义重大。相较此前地方自设的灵活度更高的大数据管理机构，这一波省市数据管理机构调整，更鲜明地体现出地方机构与中央“对齐”。

本轮密集揭牌的7省数据局，名称大部分和国家数据局保持一致，这意味着省级层面的大数据治理将出现一个对标国家局的、承上启下的管理部门，其在省域内将发挥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作用，有利于建立起标准统一、上下协同、运行高效的数字治理组织体系，加快建设集约化、一体化的数字政府。

谈及“对齐”，刘畅在连线采访中对南都记者称：“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并不冲突，二者实质上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他解析说，前期的地方自设创新经验可看成为国家顶层设计铺路；而中央规划在为各地数据管理机构设置风向标、推动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更深远的影响则落在对全国数据行业的规范引领作用。

而在马亮看来，国家数据局是隶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副部级机构，在国家层面这样设立有其考虑，但是在地方层面则不应严格要求“上下对齐”，“毕竟未来数据管理职能会存在层级差异”。他以上海市举例，上海的数据要素发展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政策明确指出要上海率先创建国家级数据交易平台的定位，因此后续相关规范和激励政策力度大、落实快。

近两年，上海高度重视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及生态体系发展，先后成立上海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集团等多个相关单位，上海模式渐成。“上海就是采取了不同方式，未来其他省市因地制宜的情况也不会少。已经设立大数据局的地区，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继续或调整。此前没有设立的，可以考虑参照国家数据局的做法，也可以另辟蹊径。”马亮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跃洲此前接受采访时曾分析，中央及省级层面新成立的数据局将有望在数据治理责任不清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采访中，刘畅还特别提到，国家数据局还有一项重要职能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伴随各级地方数据统管机构走上台前，“数字中国”的落实将有效分解到省市层面来共建，推动全国“一盘棋”的合力。如这次挂牌成立的四川数据局，在其机构职能中就提及，将与国家数据局上下衔接，进一步统筹推进“数字四川”相应工作。“预期未来在制订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布局国内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省级数据机构都将成为重要抓手，打破此前‘数据不出省’的地域壁垒。”刘畅表示。

本次数据机构挂牌潮的大背景，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年3月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在有条不紊地压茬推进。

据方案，地方机构改革重点在重新组建或调整优化地方金融、科技、数据管理等重点领域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且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要力争在2024年底前完成。

去年底，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发表改革方案解析文章，披露了省级机构改革方案的特点：各地与中央层面机构改革有机联动，突出本地实际和特点，调整优化有关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形成一组有力的改革“组合拳”，更好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新一轮省级大数据局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模式，将对后续开展的市县机构改革起示范作用，促进省域内各级大数据局优化机构、调整职能，健全省市县三级协同联动机制。

采访中马亮指出，可以预见今年大批省市将设立和调整数据管理部门，中央层面的部门改革会“引导”省级改革，中央和省级改革安排进一步为市带来规范性影响，“整体上会呈现出大同小异和因地制宜的发展趋势。未来不会有哪个省市不设立数据管理部门，但是设立方式和机构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而这也是应该予以鼓励的。”他说。

过去一年，数据要素行业自上而下政策层出不穷，顶层设计不断深入；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而搭建的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地方探索多样开花；产业探索开始试水，先行先试崭露头角，已经形成初步的产业图谱。

谈及开年这波密集挂牌风潮将如何影响国内数据要素资产化进程，刘畅坦言，机构改革的政策助推只是中国数据要素化大潮中一朵浪花，“数字中国”伟业的源动力，更多是来自数据要素本身赋能千行百业的价值释放，以及乘数效应迭代出的价值层级跨越。结合1月4日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印发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及11日财政部《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可预见在2024这一数据元年，“数据要素×”的新阶段已华丽启幕。

从各地方政府出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数据登记、数据确权等公共数据运营开放等相关政策措施来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整体发展持续加速，越来越多的专业部门、机构、企业等都参与到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中。

马亮也同样看好数据元年的行业走势，他指出，地方政府成立和加强数据管理部门，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加速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和价值释放，有利于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从数据管理部门来看，应侧重推动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为数据要素流通利用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激励相关各方参与数据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