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林：千万不能误读和丢弃毛泽东思想中的民主思想，否则后患无穷

毛泽东主席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最朴素表达。

正是这“当家做主”点燃了人民革命的熊熊热火：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办起了自己的农会，建立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做起了自己的主人。这是毛泽东民主思想在农民运动中转化为“民主行动”中的最初尝试。

中国革命发展到武装斗争的阶段，毛泽东主席在秋收起义部队里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们不仅可以参与部队内部事务管理，还可以对战略决策进行讨论和表决，这是毛泽东民主思想在武装斗争中转化为“民主行动”中的最初尝试。

但在“民主”的实践中，对重大战役的战略战术议而不决、贻误战机的教训使毛泽东主席认识到“极端民主主义”的危害，于是在军队里实行“民主集中制”。

军队里的重大事项，士兵们可以充分表达意见，但是最终的决策由“领导集体”作出。做决策的时候仍然需要“领导集体”通过举手表决。

打鼓新场的那次教训让决策权进一步“集中”，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说明了“集中”有利的一面。

但毛泽东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士兵讨论”也好，“集中决策”也好，“民主集中制”也好都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方法，“人民当家做主”才是目的。

所以，在部队“集中”得多一些，在延安时期的边区人民政权建设中“民主”得多一些，例如投票选举。

即便如此，毛泽东主席明显意识到这里存在一个“目的”和“方法”的矛盾。一般，我们只注意到著名的延安“窑洞对”中毛泽东主席说找到了克服黄炎培担忧的“周期律”的办法，那就是“民主”。其实这“窑洞对”更反映出毛泽东主席对夺取政权后“是否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担忧。

微观地或中观地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分别实践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施策，但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些办法都不能完全达成“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即都不是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然而宏观地看，中国革命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确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蒋介石政权。这个人民起来“造反”过程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过程。毛泽东主席在“窑洞对”中说我们找到了克服“周期律”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所以，我理解毛泽东主席对黄炎培说的这个“民主”的含义就是“如果共产党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了人民可以起来它的造反”，用“可以造反”的方法来监督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使他们不敢违背人民意愿，用“可以造反”的方法来防止官员腐败变质。

果然，到后来毛泽东主席认为“党里政府里出现资产阶级司令部了”，那就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它的反”。然而，实践证明这次“造反”错了，党里政府里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次重大的判断失误。这次错误说明，“造反”不是“民主”，它最多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适用的一种方法。

这次错误也表明，毛泽东主席渴望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多么的坚决，多么不顾一切。

改革开放的成功说明，过去共产党只是在“方法”层面犯了错误，共产党有觉悟、有魄力、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共产党里没有资产阶级司令部。人民用英勇的斗争和宝贵的生命投票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仍然是人民的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就是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时至今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应该承认，有所进步，但还须继续探索。我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解决好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的全民选举不就是吗？其实这是一个错觉。明眼人都知道，美国的选举是被资本利益集团操控的选举，被选举人的承诺只对具有操控能力的大资本利益集团兑现。

毛泽东主席用“造反”的方式实现“民主”，他“前成后失”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最大的财富还是他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我们必须继承这种精神努力探求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道路。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革命实践了多种“民主”的方法，实践结果证明每一种方法都不完美，都对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也都对中国革命造成过损失。

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方法与目的的内在矛盾——任何一个单一的方法都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综合多种方法又存在一个“如何综合”的问题。总之很复杂，不可控因素太多。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本身的复杂。一个人对自己都未必有绝对的把握使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愿，甚至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要把数亿人的意愿用一个单一的决策反映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肯定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取最大公约数，保住最所有人最主要的又是最共同的利益——这就是民主目的和民主方法的悖论。

我们说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施策。

民主施策是在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完成的前提下由具体的执行者去施行的过程，要保证民主施策即依靠人民来落实决策，这个过程中可能又可能派生一个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问题。

民主决策，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那就是把各种重大政策草案发到互联网上最广泛的征求意见，可以多次反复，使得决策尽最大程度反映全民意愿。我发现，我们正在这样做，但还没有形成机制和制度。

最难操作的是民主选举。我们知道，民主选举想达到的目的是谁当官由人民说了算，这样的官员才会对人民负责。实践上的难点是人民对候选人不了解，选民多到一定程度，推举候选人都是一个麻烦。即便某种方式推荐了候选人，也有很多人对候选人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现在有互联网，倒是可以在网上公布候选人的情况，但又很难控制网络上造势、造假——一种另类的贿选。

中国采取定期分层选举的办法，而不在选举节点上需要调整干部时就只能采用任命制，任命制的弊端就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

最好的情况是保住村镇直选，前些年又发生贿选的事件。

之所以发生贿选，因为权力和利益很难分割开，一般而言权力意味着利益，要分开需要个人良好的道德加持。权力和利益深度纠缠这是一个几千年人类社会都存在的客观事实，这才是民主选举难以实施的根本原因。

可见，民主选举的道路矛盾重重，很难万全。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继承毛泽东民主思想的精髓，发扬他的不懈追求民主的精神，同时避免重犯他所犯过的错误，在追求真正民主的道路上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