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朋友聊起大模型应用端进展,说效果上还是小厂有优势。
我非常纳闷:大厂主打一个「数据霸权」,如果敢投资源,为什么小厂有优势?——因为我们只能用自研大模型,他们可以用GPT。
大模型之争,评测榜单与论文齐飞,几乎每家都能掏出几个领先指标,当下能力孰优孰劣,还是业务方看的实在。
1980年初,云南省香烟评吸会上,十多名专家只吸了一口红梅就给出了评语: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梗较多,烟叶成熟度不够,缺乏香气,烟纸劣质,薄、脆,一碰就裂......
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如坐针毡,连忙打了个手势让念评语的评委停下来。他站起身:“谢谢大家,情况确实令人恼火。下次来我们一定争取让各位专家满意。”
1981年,他遍访全国烟厂,听到国外先进卷接机的呼啸印钞声。看着自己手里25年前的老旧设备,褚时健狠吸了一口烟,使劲灭在烟灰缸里:“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是小米步枪。”
机器引进,261万天价,需要向政府贷款。面对云南轻工业厅的领导——以及在其支持下的云南烟草老大——昆明卷烟厂,褚时健打出竞争牌:“要给小厂机会,有竞争才能让烟草业整体发展更好”,并给出计算结论——新机启用后,只要短短三四个月,就能还清贷款。
然而新机实施后,产量不到理论值的一半,“还贷梦”即告破产。
排查发现,问题不在机器,而在原料。因为原料不合格,导致机器的质检系统频繁告警停工。
有人建议拆掉原料监控系统恢复生产。褚时健明白,拆了监控,他们将再不能进军高端香烟市场,这是背水之战——“必须保留电子质量监控,这是我们买这台机器的意义。”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优质原料哪儿来?也要进口?也要动外汇?也要政府批准?
褚时健想起了“广东商人”——那个属于80年代的灰色地带,商人手里有大量的“进口渠道”。和他们交易往左可称“投机倒把”,往右则是“自由贸易搞活经济”。
褚时健大胆进攻,有了这些串换,新产线开机短短两个月后,玉溪卷烟厂便已经赚回了技术升级的全部投资四千多万元。
同时,玉溪纪委以“投机倒把”为名,给了褚时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时健没做任何申辩。
玉溪卷烟厂开始大踏步往前了。然而褚时健依然不满足,内部技术改造已经给出结论:追不上,必须成套引进国外产线。这意味着要动外汇,而当年那台261万的设备就是褚时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来的,如果再去争取,而且这次不止261万了,行,还是不行?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决定》指出,对于有外汇偿还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申请外汇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即使如此,很多企业害怕风险,不敢要太多贷款。老大哥昆明卷烟厂将自己的额度大幅降到800万美元,贵州卷烟厂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额度。而褚时健的大胆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2300万美元。
云南省计委没有人敢批准这一申请。僵持之下,一次,褚时健得知副省长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便在其必经之路上蹲点守候,直接拦停汽车,与副省长对话,打出“经济牌”——技术引进之后的巨大利润与对云南省利税的贡献。
最终,副省长让褚时健立下对赌:“保证三年还清外汇贷款,利税每年递增1亿元”,终将云南“举全省之力”集中起来的2300万美元外汇交到褚时健手上。
之后的两年间,褚时健用这笔钱创造了国内烟厂最豪华的设备阵容,玉溪卷烟厂一时豪气干云,傲视同侪。
故事外,找到最核心的一段心法:
时代从未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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