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安全

【摘要】本文摘自莫纳汉、托林和大卫村上木写的《 情报与安全》第六章，由 T. Monahan 和 D. Murakami Wood 编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47-151。本文的背景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称为开源情报（OSINT）或社交媒体情报（SOCMINT）。 OSINT 最初是指传统的媒体监控，但现在也包括社交媒体。信号情报 (SIGINT) 机构处理包含（单独或组合）通信情报 (COMINT)、电子情报 (ELINT) 和外国仪器信号情报 (FISINT) 的信息。 COMINT 是指从（外国）通信拦截中获得的用于情报目的的信息，因此可以解释为包括 SOCMINT。最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是图像情报 (IMINT) 或摄影情报 (PHOTINT)。因此，文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个情报种类的安全性。

当 Edward Snowden 在2013年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文件时，他便重新燃起国家和军事情报的兴趣。本节中有两项关于此的摘录：一个是来自资深记者 James Bamford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报道，另一个是来自记者 Gleng Greenwald的报道，此人是斯诺登的初步联系的第一人。值得记住的是，无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网络和计划多么完善，无论其技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它仍然只是众多全球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的其中之一而已。

军事利益与频繁的国家情报业务息息相关。虽然有些在监察研究方向颇有建树的作家将监察行为置于军国主义背景下发展（丹麦克1990; Giddens 1987），但是军队仍然保持活力，甚至在911事件之后也是如此。此外，情报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国际关系 (IR) 和安全这样一个狭窄的、非核心的子领域内进行的，并且将国际关系（IR）的保守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旦这些研究偏离了官方来源渠道，则会受到怀疑。

有三条交织在一起的军事监察发展的支流：战争，职业和间谍活动。在第一条支流中，监督涉及了解“敌人”和领土情况。战争与许多社会科技领域的历史相重叠; 例如，几乎所有的飞行技术都有军事监测项目或早期适应项目（Adey 2010; Packer和Reeves 2013）。

在十九世纪的战争冲突期间，常常用热气球来调查部署和防御，冷战期间，大量超音速和高空飞机被用于军事间谍活动，例如美国的 U2 和 SR-71 黑鸟飞机。现在，新一代无人机或无人机航空车辆（无人机）逐渐被运用到战场上（Parks and Kaplan 2017;Wall and Monahan 2011）。军事伪装的进化历史、逃避监视的艺术，都随着垂直升降和光学系统的发展而发展（Shell 2012）。冲突规模与形式不断变化升级，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战斗（城市地区军事行动的军事行动）中军队大量运用视频监控技术和研发更小、更具有伪装性的传感器，以及许多来源于自然的（所谓的仿生物装置）监视和战斗机器人。但是，就像Bentham的Panopticon一样，这不仅是被看守的囚犯，而且在战争中，这不仅仅是被关注的“敌人”，而且是一个人自己的士兵。这是是福柯（1977年）在《纪律和惩罚》中描述的现代监测的早期标准。也许这种管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士兵其实是昂贵但不可靠的“资产”：他们常常不愿杀死他人; 他们也会疲劳; 他们使用非法物质保持清醒，改善自身状态或克服战斗乏味。对部队的监测变得越来越高端和人性化。例如，美国“外部力量战士”军事研究计划试图开发实时体系和自动化医疗系统-躯体监测（Monahan和Wall 2007）- 森林士兵的轻量级装甲紧身衣。   

如《阿尔弗雷德麦卡科警务美国帝国》（第30章摘录）所述的，将第二次军事监测及监测的发展作为帝国监管中的反障碍模式。McCoy不仅学习菲律宾的新主管主义以及如何设计的技术，如何发展成为在其他地方广泛使用的整个战略领域，还“带回了家”，将其作为内部政治警务的引导方针。英国帝国的后期发展，例如在印度的指纹识别，蔓延到帝国的其他地区，如爱尔兰，以及像伦敦这样主要的英国城市。这些模式也可以在当代殖民地情况下得以见证，如艾哈迈德SA'DI摘录中提到的的以色列 - 巴勒斯坦冲突，它展示了当代反叛乱监视技术的前沿状况（参见Zureik，Lyon和Abu -Laban 2011）。

最后的一条支流是间谍活动。二十世纪，国际间谍活动从政府的一个相当间歇性地使用的政府工具变成了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关键部分。早期正式情报机构的建立主要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当时英国海军部的海军情报部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于 1947 年和国家安全局于 1952 年的成立，国家情报机构的制度化和专业化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加速发展。

尽管新技术并没有决定军事和其他监视实践的方向，但感知需求、制度承诺、战后控制论跨学科实验和新技术的协同作用催化了国家情报的新形式的出现。这种环境下的技术发展得到了新的军事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控制论和空间科学——以及大量资助的军事研究组织的支持，包括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后来又增加了“国防”，DARPA ）。第一个重要的创新是计算机，它的加速发展主要是为了响应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部署的复杂机械加密。第二个也是那场战争的间接产物：通信卫星，美国情报机构从 1959 年开始运营。第三个创新是更普遍的电信技术的发展。这些创新中的每一项都将促进更广泛的军事间谍活动和监视活动。

这些技术发展使得庞大的全球监视网络得以有效运行。直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签署了诸如英美 (BRUSA) 协议等有关信号情报共享的协议，巩固了其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该协议在战后不久通过 UKUSA（五眼） 协议取得了成功。这份协议成为现在被称为“五眼”网络的基础，前英国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加入了最初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如格伦·格林沃尔德 (Glenn Greenwald) 关于斯诺登启示录的书中摘录的那样，间谍网络已经扩展及其迅速，包括许多其他愿意和不愿意的美国盟友。此外，战后欧洲充斥着多种美国反叛乱和情报行动，从反纳粹特工的 Gladio 网络到文化项目，其中包括促进欧洲政治统一和反共文化倡议。类似的网络情报工作也发生在苏联和华约国家，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特别是法国，由于这些国家仍然在北约国家的约束之外，因此拥有了独立的情报和卫星监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