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地位、建设内容、主要挑战与对策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我国在欠发达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推进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一直强调要以工农业现代化为核心实现赶超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崛起，解决实体经济基础弱化、产业结构不优等产业发展中的失衡问题也显得日益紧迫和重要，由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从要素协同的角度，首次提出要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相互协同的产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目前，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容，我国形成了框架性、方向性质的阐述，但尚没有对其内涵做出明确的定义。这为日后因技术进步而动态化地调整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内容留出了空间。

理论界一般认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石，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为保障，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结构要素入手，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定义为在结构、组织、技术、金融、政策等层面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或从产业升级入手，把现代化产业体系界定为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生产模式和技术经济范式进行颠覆性重构的现代化产业模式和组织运行系统；等等。其实，无论是从什么角度来界定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范畴，都是指现代知识技术密集、创新能力强、附加值率高的产业系统，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国家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载体。

全面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基础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研究日益重视，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对政策文件的解释和解读，实践中迫切需要从基础理论方面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其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如：

不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就很难真正地理解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涵义及其重要性、迫切性，更难以实质性地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产业链重塑的机会。

如果说，过去我们在二元经济结构中推进工农业现代化，是为了以此为核心加快实现经济赶超战略目标，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提出建立要素相互协同的产业体系，是为了扭转经济结构失衡和巩固实体经济发展基础，那么，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背景，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显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为了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现代化产业体系之所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从理论上看，主要是因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所体现的自主性、开放性、协调性三个方面的现代性特征，完全符合并支撑了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

这里，自主性指的是产业体系可以独立自主地运行，虽然在市场、技术、资源和管理等方面密切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但是它对体系外部这些要素的依赖性比较低。在过去外循环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中国的产业体系虽然也很系统完整，但是它却是深度嵌入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对西方国家跨国企业的依赖性较高。这表现为中国企业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其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利用西方市场、技术和资源进行国际代工。

虽然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在全球供应商的角色下得到了迅速提升，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本质上我们还是一个学习模仿者，是“世界工厂”和加工制造“车间”，是超级生产能力的提供者。

为了避免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被别人威胁和“卡脖子”，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求我们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科教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加强调独立自主和产业安全，把关键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掌握在自己手上，以摆脱或减轻对西方国家的过度的依赖，或者在遇到“卡脖子”威胁时可以进行有效的反制。

显然，在当今世界产业发展中，当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问题被安全与效率的平衡问题所取代时，自主性就保证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性，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有安全性。

这里，开放性指的是产业体系可以与世界交换各种能量（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吸收来自本体系之外的各种力量，同时克服系统内部的各种内卷和熵增现象，使产业体系可以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向前演化。

在过去外循环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中国的产业体系虽然也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特征，但是开放进程并不均衡和对称，如：出口与进口不均衡，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均衡，主要是“引进来”；利用本国市场与利用外国市场不均衡，主要是利用外国市场；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不均衡，主要是要素型开放；等等。

这些开放的不均衡和不对称现象会对产业体系运行和经济循环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为服务于出口导向战略，需要以各种优惠政策的形式创造各种出口加工区，吸引内外资企业在区内集聚起巨大的加工制造能力，这些生产能力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来源取决于进口，由此形成“为出口而进口”的生产体系。

在过去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中，适应这种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产业体系，当然可以取得巨大的全球化红利，但是在当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却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全球价值链“链主”的伤害，如被强制“脱钩”、被“卡脖子”等。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市场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但是如果政策不当的话，这种以国内循环主导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也很容易在产业运行上变成单纯的内循环，从而丧失发挥比较优势、争取优势的国际分工地位的机遇。

因此保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就是要基于内需实施经济全球化战略，构建基于内需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一方面，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鼓励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另一方面，依托以“我”为主的、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吸引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发展各种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里，协调性指的是在产业体系的运行中，其内部的各个组织、结构、单元等，在时空分布、作用方向及运行速度等方面能实现恰当的配合，从而有效地实现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一个具有现代化属性的产业体系，其协调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对这些处于不同形态的产业之间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发展的结构均衡的具体体现，也是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如，只有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才能真正使产业进入内生增长阶段；只有让实体产业经济部门获取社会平均或以上的收益率，才能引导资源进入实体经济。

此外，现代化产业体系还具有主体之间的竞争性、平等性等现代性特征，它们都是保证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运行的内在机制。产业的平等进入权保证了现代产业的竞争性和公平发展权，是防止产业垄断、提高运行效率的基础机制。

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界定不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背景、目标、内容和途径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过去我们在生产力低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的条件下提出工农业现代化，出发点是为了运用政府的力量迅速改变落后的产业结构，其内涵和目标就是要建立农业基础稳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发达、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不断赶超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其实，在这种欠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主要困难是商品要素资源匮缺、市场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为了实现快速的发展，只能由政府主导选择以追赶战略为特征的产业政策，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产业关联性强的战略部门，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成长。

实践证明，从产业结构转变出发制定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产业政策，可以突出某些需要重点发展的部门，但是也容易忽视其他非战略性部门，造成顾此失彼的结果。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即使在工业化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单纯从产业结构角度确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方向和目标，也容易出现结构失衡、配置效率低下等严重问题。如前些年一些地方看到了发达国家服务业已经达到了国民经济70%以上的事实，开始偏好“去工业化”战略，追求现代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具有发达国家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结果直接导致我国制造业地位不稳、实体经济不振、泡沫经济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相互协同的产业体系。这其实是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推进要素资源商品协同，从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之所以提出以要素协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要素协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一再证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是根本的遵循。目前，我国商品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趋于完善，市场对商品的调节机制充分而且有效，但是高标准要素市场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由于按竞争规则进行自由流动存在许多障碍，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要素配置效率，未来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必须破除一切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因素，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机制支撑。

现在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般性科技创新人才供给充沛，而顶尖拔尖的人才稀少，由此影响我国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很多关键技术、设备、工业、材料和软件被发达国家“卡脖子”。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升国家的教育水平、提倡自主思考和开放性思维，是解决顶尖人力资本缺乏问题的根本的、长远的战略措施。如果没有相对宽容、自由的创新环境和氛围，没有鼓励大胆自主独立思考、与众不同的教育体系做保障，就不可能出现科学大家和技术巨匠。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市场发育不良的领域加大市场化改革，在市场改革过度的领域如人才培养、大学科研机构产业化等方面进行纠偏，加大政府投入的介入力度，同时，要按照市场原则大力发展各种中介机构，尤其是连接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中介组织和市场组织，这是真正解决要素融合与协同困难的主要途径。

当前，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经济政策可能在建设思路上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或方法，就是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要的产业组织形式问题。现代化产业组织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市场基础，其内涵从横向看，就是要实施进入（退出）自由政策，鼓励产业内企业通过充分竞争来提高效率；从纵向看，就是要推进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关系的合理化。

根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实践中一个现代产业运行的最佳状态是在进入（退出）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一个产业内形成了由若干巨大规模企业具有支配性地位，同时存在众多“专精特新”企业与之配套的多元竞争市场格局。为达到这一现代产业组织的建设目标，政府的竞争政策就要走到前台，充分发挥其在现代产业组织形成中的基础工具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既要鼓励企业间竞争，又要在竞争基础上进行兼并和合作，实现市场充分的出清以及兼并式成长。这样的市场组织既可以发挥巨大规模企业的稳定市场和竞争秩序的作用，又可以为广大的“隐形冠军”企业提供自主创新的市场或应用场景。

发展中国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最容易在遇到不佳的外部环境时，产生强烈的自我设限、自我循环甚至自我封闭现象，如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的外部冲击，往往以产业安全为由，在发展思路上主张以建设国内价值链主导产业布局。大国经济必须以国内市场主导国内外经济循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平衡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封闭，也不意味着要排斥参与国际分工，而是要以大国经济中国内市场的优势和力量去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单纯以国内市场布局产业链和价值链，国内产业因此与外部市场阻隔，既感受不到全球竞争的压力，也吸收不到国际生产者的技术和管理效益溢出，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就会处于严重的后进状态，而且自己对此浑然不知。因此，在遭遇外部恶劣的发展环境时，有效的办法不是闭关自守、自我封闭，而是要实施独立的自我开放战略，让自己的规则、政策和制度更多地接轨和靠拢全球先进体系，这样才能瓦解某些不友好联盟，争取自己的战略主动。

为了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及步骤的有效衔接，当前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还需要以战略性时间眼界形成动态化的产业发展层次，在宏观层面谋划好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未来产业之间的递进性、接续性以及竞争力。

应该看到，随着城镇化、信息化、消费升级、内循环、碳中和及老龄化等宏观需求端的驱动趋势越来越明显，各种供给端的具有“发动机”性质的未来产业也日益显现，生命科技、网络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必将涌现更多前途光明的未来产业。

当前，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是要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在空间上，要优化产业的生产力布局，推动产业在国内外的有序转移，形成国内产业链、价值链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循环格局。在开放发展上，要坚决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的垂直分工和横向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决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融合于内部的体制机制。结合现实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阻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因素，除了复杂的地缘政治、中美冲突等外部因素外，从国内看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当前中国科技创新追赶速度很快，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也呈现出矛盾和不协调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科技投入、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等排名不断靠前，另一方面产业部门发展却严重依赖西方国家的技术供给。这说明某些科技创新部门脱离产业部门自成体系，陷入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自我娱乐的误区，一些产业部门对技术的需求不能引起科技创新部门的注意，科技创新成果并没有完全满足产业部门提升生产率水平的要求。把科技创新与产业部门很好地链接在一起应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科研部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科研活动尤其是基础科研活动都可以市场化。从国际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验来看，融合产业链与创新链，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问题：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商品短缺、资本短缺时代不断推进到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时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也越发严重，这不仅影响了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危及了实体经济的根基。

再如，我国实体企业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GDP增量，意味着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值不足以弥补利息支出，其实际负担十分沉重。在资本短缺的时代，巩固实体经济的基础，其政策选择不是压制虚拟经济发展，而是要大力发展和培育优质资产，以抑制虚拟经济的过高价格，同时引导实体经济部门的技术创新。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实施资本市场助推高质量发展战略，通过资本市场把社会闲散资金引入实体经济进行创新：

实体经济要振兴，就是要增加实体经济对人才的吸引力。当前，新一代劳动者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部门就业。过去是人才倾向于地产、金融等收益高的部门，现在是许多人才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甚至宁愿打零工、做骑手，也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部门就业，那么实体经济就不会有未来。实体经济缺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收入和福利待遇低。因此，要消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冲突，最核心的办法就是要以提高劳动者收入为中心来协调产业链与人才链的关系：

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企业创新能力弱与其缺少长期发展力量直接相关。一些企业缺少长期发展理念，短期主义思想观念比较突出。一些企业内部缺少代表长期发展的力量，短期变现思想经常占据上风。

在科技创新方面，表现为缺乏长期可执行的规划，尤其缺少长期资金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坚定支持，导致资金使用上出现严重的错配。如，要求短期的商业化资金支持长期的科技创新活动，或把长期的财政资金拿去支持可以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活动，最终要么可能使商业信贷资金面临极大的市场风险，要么使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支持不力。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时间因其性质不同而异，面临的风险也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在不同时间上匹配不同的资金。科学创新活动由于其公共知识的外溢性，决定了它只适合于使用政府的公共财政资金支持，或者使用基于社会责任而捐献的公共基金，而不适合于营利性的金融资金进入。对技术和产业类的创新活动，在它们处于初期或种子期的时候，最适合的是让具有长期抗风险能力的资本市场的风险资金进入，而不适合于银行信贷资金进入；但是对于处于成熟期或生产能力扩张阶段的产业和技术创新活动，则完全可以交给银行信贷资金。

这个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效率。处于基础研究与商业化应用之间的工程化研究问题，因处于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关键环节，需要资金、技术、设备、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支持，难度大、风险高。所以，从战略看，攻克高技术制造大门的工程化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由政府主导或者吸纳风险投资基金参与，要使这种市场化运作的、承担风险程度和能力最高的风险投资基金成为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国家科技实力主要来源于顶尖科技和一流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芯片、人工智能的研发制造水平就成为当前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顶尖科技成为国家自主安全的代名词。国家科技实力需要顶尖人才的努力。由于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当前享受巨大的工程师红利，但是，中国目前短缺的是处于宝塔尖上的顶尖的科技和产业创新人才，“卡脖子”技术领域的人才则更是凤毛麟角。这个问题其实与当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密切相关。当前教育体制对创新性和批判性思维强调不足，考试制度的设计往往有利于“平均”水平人才的成长，而不利于顶尖人才的成长。由于今后国际竞争越来越取决于极少数关键的高精尖技术和产业，因此顶尖技术人才的供给直接决定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有鉴于此，要提高创新链与人才链的融合水平，关键就是要完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为顶尖人才的成长提供宽容的环境和空间。

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在于理解“现代化”以及“体系”两个范畴的特有含义。其中：

中国的产业能够自成体系而不完全依赖于国际分工，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基数庞大和与之相匹配的日益增长的人均收入水平，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决定了达到规模经济或者特殊情况下即使达不到最小最佳规模条件的企业也能生存下来，因而决定了国内各产业链之间可以相互耦合，共同服务于庞大规模人口各方面的市场需求。在国际政治经济等竞争中，这是大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的优势。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大国经济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容易陷入自我循环。因缺乏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某些大规模企业最终会成为低效率的垄断者，不仅有损于成本为主导的竞争，也难以获得因参与全球产品分工而得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的溢出效应。

对发展中大国经济来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形成农业基础牢靠、工业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发达、服务业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密度大的现代化产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早期，其内在含义是要运用产业结构政策，突出重点产业，并给予非均衡性支持。

对当前的产业政策来说，就是要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和新兴产业建链。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许多问题的挑战。除了有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联盟的技术和产业“卡脖子”等外部因素外，从国内看主要在于科技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基础不牢、企业创新缺乏长期资本来源、顶尖人才稀缺等几个方面。解决国内产业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职能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加快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鼓励要素资源按照规则自由流动，充分竞争，提高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