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的信息安全从业者，从事过甲乙双方各个不同岗位，目前在互联网行业负责信息安全工作，12年来一直在基础安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合规、标准等领域深度耕耘和探索。

《追风筝的人》一开始就受到各方的关注。小说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阿富汗真实历史为背景，将虚构与现实糅合为一体，通过人物关系折射了阿富汗民族间的冲突以及不平等的社会阶级观念。而阿富汗社会的阶层关系又根植于不平等民族关系之上，小说的意义超越文学范畴，对阿富汗的重建进程具有独到的启发意义。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李继宏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基地组织所在的阿富汗就成了布什政府眼中的“反恐中心”，阿富汗在很多人眼里也成了恐怖、暴力、贫瘠、落后的代名词。随着战争的深入，人们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于是，阿富汗有关的书籍开始畅销。

但直到2003年，美籍阿富汗医生卡勒德·胡塞尼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在美国出版，才真正意义上有了第一本与阿富汗相关的小说。小说一经发行，立即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好评，并雄踞《纽约时报》等权威畅销书排行榜长达101周。

《追风筝的人》围绕主人公阿米尔的背叛与救赎展开，通过“我”的视角讲述个人的成长经历。然而小说的意义又不限于此，它以个人成长史的方式展现了阿富汗近30年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并透过人物的关系折射出这个国家复杂的阶层和民族关系。

阿米尔的个人经历与阿富汗历史密切纠缠在一起，小说展示了阿富汗三个阶段的历史图景：

（1）查希尔政权末年以及乌德汉政变前后至苏联入侵（1975-1979）。阿米尔接到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陷入儿时的回忆。回忆中的童年生活描述了查希尔政权末年以及乌德汉政变前后阿富汗人民的生活，“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声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这一时期的阿富汗相对和平，和911后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阿富汗形象大相径庭。

（2）1979年苏军入侵，阿米尔跟随父亲逃亡美国（1981年-2001年）。通过对逃亡过程的描写以及阿富汗侨民在美国的生活场景，作者向读者描述了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的辛劳工作，从一个侧面再现了阿富汗人经历的苦难。

（3）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听说哈桑被塔利班杀害后，阿米尔决定重返喀布尔拯救哈桑的遗孤。通过阿米尔的眼睛，读者看到了塔利班统治下满目疮痍的阿富汗。

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第一大民族，在阿富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都占据主要地位，主要信仰逊尼派，为伊斯兰教中的最大派别，自称“正统派”，与哈扎拉人信仰的什叶派对立。

而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人口第三多的民族，具有蒙古人血统。但长期受到普什图等民族的歧视，其地位历来不被中央政权重视。阿富汗社会的阶层关系与民族关系纠缠在一起，普什图族常常构成阿富汗的中上层，而哈扎拉人则多为下层；不仅如此，民族秩序又凌驾于其他社会等级之上。

胡塞尼通过《追风筝的人》的人物关系，再现了阿富汗这种民族与阶层的密切关系。阿米尔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也是民族间的不平等。作为普什图人的爸爸和阿米尔是家里的主人，阿里和哈桑这对哈扎拉父子是忠实的仆人。

阿米尔和哈桑这对小主仆分属不同的阶层和民族，他们喝着同样的乳汁，在同一个院子里玩大，在阿米尔心里，哈桑是他最忠实和亲密的伙伴，却从未被当作朋友。因为两人间隔着阶层和民族的壁垒，“无论如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阿米尔和其他小孩一起的时候从来不叫上哈桑，“只有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和哈桑玩耍”。当哈桑指出阿米尔作文中的漏洞时，阿米尔的反应是“他懂得什么，这个哈扎拉文盲？他一辈子只配在厨房里打杂。他胆敢批评我？”

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和民族观念是最终导致他对哈桑背叛的深层次原因，因而，这种背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朋友间的背叛，必须从阿富汗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才能真正把握这种背叛的内涵。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阿米尔和哈桑几乎不可能成为朋友，各自潜意识里的民族等级已经在这两个少年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从个人层面上来看，阿米尔背叛哈桑是因为渴望得到父亲的赞许和肯定，“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哈桑于是成为阿米尔这个普什图人牺牲的对象，因为哈桑“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另一方面，哈桑和父亲阿里也深受这种民族和阶层等级的秩序影响，接受了他们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下等地位。阿里明知哈桑是“爸爸”和自己妻子所生，却毅然承担起了哈桑父亲的重任，没有流露出任何怨言。哈桑会发的第一个音是“阿米尔”，尽管生来聪慧，但作为下等人的哈桑却被剥夺了受教育权，“注定要成为文盲—毕竟，仆人要读书识字干吗呢”。

在阿米尔的关系上，他也把自己置于从属和下等的位置，不惜舍弃自己，处处为阿米尔考虑。面对阿塞夫的暴行，他选择牺牲自己来满足阿米尔的愿望；面对阿米尔的栽赃，他和阿里选择了承受和出走，以保全自私的少爷；在塔利班统治时期，放弃自己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生活，毅然返回喀布尔，为阿米尔家守护院子，并拒绝住进“主人”的房间，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成年后给阿米尔的信中，仍然称呼其为少爷。

从整部小说来看，哈桑和阿里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不平等现实的反抗意识，也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灵魂和生命都是阿米尔家的仆人。对此，少年阿米尔也有些许意识，哈桑称呼阿塞夫为少爷时，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生活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滋味？”

小说中作为英雄人物形象出现的爸爸同样具有不平等的阶级意识。爸爸和阿里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弟，还因为阿里和哈桑的离开而“嚎啕大哭”，但他却“从来没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位，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阿米尔家庭内部的这种不平等关系，隐含了阿富汗社会民族关系的等级，而阿富汗社会的阶层关系又根植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之上。从小说其他人物关系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以民族为中心的社会等级秩序。

阿塞夫是小说里的头号反面人物，同样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普什图家庭。他认为阿富汗一直并永远是普什图人的地盘，普什图人才是真正纯种的阿富汗人，而“塌鼻子巴巴鲁”哈扎拉人应该被清除出阿富汗。阿塞夫无疑是阿富汗等级观念的代言人，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一些小人物在提到哈扎拉人都同样表现出一种蔑视和优越感。

无论是文章开头羞辱哈桑的士兵、阿米尔的老师，还是风筝大赛后阿米尔向其询问哈桑下落的路人，抑或阿米尔重返阿富汗时遇见的各色人物，提到哈桑或索拉博时都称呼其为“哈扎拉人”。“幸运的哈扎拉人，有这么关心他的主人。他的父亲应该跪在你跟前，用睫毛扫去你靴子上的灰尘”“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

作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人物言行的细微之处揭示深入阿富汗社会意识的民族和阶级观念。这种观念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深深扎入了阿富汗少年的灵魂，进而影响和决定人物之间的关系。少年阿米尔和哈桑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在阿富汗和平时期社会安定的表象下，主要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隐藏着深刻的裂痕和冲突。

由于阿富汗的阶层根植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之上，民族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阿米尔在一本非校方的历史书上读到：“普什图人曾经迫害和剥削哈扎拉人，19世纪，哈扎拉人曾试图反抗普什图人，但普什图人‘以罄竹难书的暴行镇压了他们’。”这一细节交代了阿富汗民族冲突的历史渊源，民族冲突在苏军入侵和塔利班统治时期尖锐化，小说也折射了这一段民族冲突的历史。

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20世纪后半期仍然存在，但在苏军入侵前的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并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显。苏军入侵后，打破了原来的民族秩序格局，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哈扎拉人地位有所改变，获得一定的独立性。苏联入侵是造成阿富汗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日趋激烈的重要原因。

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威胁，无论普什图人还是哈扎拉人都没有安全感。比如，阿米尔和爸爸在逃往巴基斯坦的途中遭遇苏军士兵的“检查”，一位妇女几乎遭遇侮辱，而作为普什图人的爸爸也差点命丧苏军枪下；即便是阿塞夫和他的父母也被傀儡政权扔进了监狱，恣意殴打。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外族的入侵，哈扎拉人获得一定的独立性，“与阿富汗整个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在全国一致抗敌的大背景下，哈扎拉人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也得到政府允许自己的居住区；另一方面，苏联入侵也导致大量阿富汗人逃往国外，在美国一些地方形成了阿富汗社区。比如，阿米尔和爸爸以及塔赫里将军一家都逃往了美国，在美国的阿富汗社区，阶级和民族壁垒相对淡化，虽然不平等的观念依然存在，但这种貌合神离的民族“合作”并没有真正解决民族间的冲突。

再者，随着苏军的撤退和塔利班的上台，阿富汗社会又重新恢复了原有的民族阶层关系。普什图人成为塔利班政权的主力军，重新占据社会统治地位，并将潜意识里不平等的社会阶级观念具体化，推行了极端的民族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冲突，给哈扎拉人等少数民族带来了更大的苦难。1998年，他们开始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2001年初，塔利班为报复哈扎拉族长期不服从其统治，在镇压哈扎拉族武装反抗中，屠杀了近千名哈扎拉人。

小说如实再现了塔利班统治下，哈扎拉等少数民族遭受的苦难。哈桑因抗议塔利班抢占阿米尔家老宅被当街枪杀，哈桑的儿子索拉博受到阿塞夫的猥亵；阿塞夫成年后成为塔利班头目，他对哈扎拉的观点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塔利班对少数民族的观点。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孤儿院）一次，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但不总是这样”。

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阿塞夫对索拉博的性侵，但文章中索拉博在音乐声里跳舞的场景刺痛了所有人的神经，作家由此批判了阿富汗社会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以及塔利班统治下对儿童的侵害。作家通过一些细节和场景向读者展示了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的社会图景：“一个为了喂饱孩子的男人在市场上出售他的义腿；足球赛中场休息时间，一对通奸的情侣在体育场上活活被砸死；一个涂脂抹粉的男孩被迫出卖身体，跳着以前街头手风琴艺人的猴子表演的舞步。”这些都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民族冲突为阿富汗少数民族带来的苦难。

但对于这种民族间的冲突，普什图人选择了冷漠。阿米尔重返阿富汗时，司机法里德告诉阿米尔“衣衫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而阿米尔“无非是个过客而已”。同时，远在美国的塔赫里将军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那份傲慢，梦想着有一天阿富汗解放，自己再堂而皇之地回去继续曾经高贵的职位。

包括阿米尔在内，对于塔利班统治时期对哈扎拉人的屠杀，也并没有在意；阿米尔重回喀布尔虽受过去罪恶的驱使，但在做决定之前并不愿意冒险：“我在美国有妻子、有房子、有事业、有家庭。喀布尔是个危险的地方，你知道的，你要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就为了……”阿米尔在这里停住了没有继续往下说。作者胡塞尼在描写阿米尔背叛哈桑的时候已经给出答案了——哈扎拉。作者借这些人物批评了普什图人面对国家和整个民族遭受外来侵略和塔利班蹂躏时的冷漠。

“9·11事件”后，随着塔利班的倒台，阿富汗开始了艰难的重建。2004年10月9日，尽管阿富汗仍在美军控制下，哈米德·卡尔扎伊成为阿富汗的第一位民选总统。然而，阿富汗人民必须清楚地意识到，重建阿富汗需要摒除不平等的民族观念，解决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小说最后放飞的风筝寓意了新的希望：“为你，千千万万遍”。

《追风筝的人》为9·11事件后急于了解阿富汗的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子，它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富汗政治历史变迁下民族之间的权力格局，也展示了阿富汗人民在国家和民族苦难面前所做的努力。

然而，小说也提醒我们，阿富汗的民族冲突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民族间潜意识里的不平等观念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是阿富汗重建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胡塞尼等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作家不断创造文学作品，引起人们对阿富汗的关注，其作品本身已超越文学范畴，对阿富汗的重建进程具有独到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