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问题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也是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一个重点。如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需要关注并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重视实体经济并非固守传统实体经济，排斥数字化进程。这些年我们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针对所谓虚拟经济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这里所说的问题，首先是过度金融化，如房地产被当做投资品过度炒作，金融活动的过度自我循环或“内卷”。还有一种情况，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被有些人视为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如有人认为电商平台发展挤垮了大量传统商铺，也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由此能否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显然不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均为有充分理论和经验依据的社会共识。这样，问题就聚焦到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技术如何与传统实体经济有效融合。应当明确，我们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不是仅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生产，不是把所谓的“硬科技”与“软科技”对立起来。事实上，传统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了，再多生产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这样，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的竞争力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加快实现由传统实体经济向数字化实体经济的转型。

第二，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点要由消费到生产，重视发展数字化智能化供应链，拓展更多的数实结合的应用场景。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发、社交媒体的领域，以面向个体为主。或者说，集中于产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到达消费者的领域。下一步，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是序幕的话，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也才能实质性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在实体经济数字化进程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的供应链，带动整个链条不同部分的整合和一体化，降低协同成本，提升响应速度，不少行业和企业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取得积极成效。与此同时，应拓展更多的数实结合的应用场景。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很快，但找不到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中有大量需求，但不懂不会使用相关的数字技术。把两者打通，供需见面并匹配，就可以发掘出大量新增长潜能，也会催生出一批新形态的企业和商业模式。

第三，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和解决数实结合中的矛盾问题。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是一场从消费到生产，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就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在内的巨大变革。这场变革也会带来经济学上称为“创造性破坏”的冲击，短期内部分领域和人群处在不利位置，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小商铺乃至大商场受到电商平台的影响。历史上几次大的产业革命都出现了类似现象，如蒸汽火车出现后对马车造成巨大冲击，但人们已不可能回到马车时代。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带来的是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和福利，是以往所没有的就业、创业和发展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已达2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数字经济领域的从业者。数字经济有很强的普惠性，对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发挥了巨大作用。

数字经济带动了平台企业的快速扩张，而平台企业规模比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规模要大得多，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市场秩序、企业组织乃至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也会引出不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等问题。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这里有两次含义，一是这些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以后出现的，不发展就不会出这些问题。但能不能不发展呢，不能，因为不发展才是更大的问题。二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断，要有长远战略眼光，实事求是，对症下药，促进数字经济更加合乎规律、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发展，而不能放慢脚步，更不能后退。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恢复元气。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

推动数字平台企业发展，需要正确理解、引导和发挥资本的作用。这也是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关注一个问题。资本如同劳动力、土地、技术等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不同之处在于，资本具有连接、融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功能。在过去长时间里，资本与剥削、掠夺、资本主义等捆绑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资本的中性地位。近些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人们又提出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并用以解释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关于如何认识和发挥资本作用，提出几点想法。

第一，资本不等于企业家。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办企业要有资本，有资本的人就是企业家。这种看法不符合现代企业理论，更不符合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成功的企业创始人，开始的时候白手起家，企业成功主要靠的是他们的眼光、判断、胆略和执行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才能或企业家精神。反过来，有资本的人愿意把钱给他们，看上的也是这种企业家才能，这样才有了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企业家才能是非常可贵和稀缺的资源，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家的优化配置资源能力、创新能力比以往更为重要。如果由于规范资本而误伤企业家，不论对短期稳增长还是长期发展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二，对各类资本应一视同仁。说到规范资本，往往理解为针对的是民营资本。无需讳言，有些掌握运用资本方面出问题的人，是在民营经济范围的。但他们并不代表民营资本的主流。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在行政性垄断、利用国家信用背书获取低价资金和其他资源、大企业挤压中小企业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因此，不论内资外资、国资民资，在规范资本这个议题上，要平等和公平对待，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搞公开或隐形的所有制歧视。

第三，如何设置“红绿灯”。“红绿灯”是引导规范资本行为的通俗说法。设红灯的典型办法是设置负面清单，什么事情不能做，底线在哪里，都讲清楚了。设绿灯的重点是指方向，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标，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上，通常政府并不比企业更聪明、更了解市场情况，也不会承担决策失误、陷入困境的责任。这些年并不少见的情况是，政府倡导的产业，往往是一哄而上、资源错配、产能严重过剩。更要紧的是，创新是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政府不大可能审批以前没有见到过的项目，这样，创新的大门也就关上了。

因此，设置“红绿灯”，关键还是要摆正政府和企业、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重点是指方向、划底线，如何生产、如何投资、如何创新之类的决策权，还是要交给企业，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必须抓住用好这一机遇期，坚持“用”字当头，平衡和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

一、坚持用足用好各类数据资源、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目标导向。这一条要作为各级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方针加以明确和坚持。既要重视数据产权保护不力、数据不安全等问题，也要防止有关利益主体借口数据产权和安全问题人为限制数据流通的行为。要搞清楚并抓住主要矛盾。强调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是为了用足用好数据，不能本末倒置。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激烈，我国在有些赛道上的优势已经明显减弱，要有危机感、紧迫感。

政府在推动数据流通和市场化建设上要起带头作用。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对社会的数据阻隔依然是当前数据流通中的突出问题。建议借鉴部分城市的经验，统筹协调政府部门数据的权属、安全和流通，加快解决政务数据部门化、部门数据利益化的问题，把大量长期沉睡的政务数据解放出来。对企业投入资源收集加工挖掘的数据增值权益要依法确认和保护，同时要防范和纠正某些平台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限制具有公共属性数据流通的行为，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分享数据的权利和机会平等。

二、在数据产权保护和安全上守住底线、放活渠道,注重运用隐私计算等新技术解决数据利用和安全的两难问题。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有些运行规律还看不大清楚，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可对已有实践中看得准、有共识的环节，重点是个人和机构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列出不能流通或交易的负面清单，守住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可以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放开放活各类数据流通渠道。

隐私计算是指在保护数据本身不对外泄露前提下实现数据分析计算的技术，包括联邦学习、多元安全计算、可信计算等技术，具有“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与信息适度分离”的特点，是平衡数据安全和利用很有潜力的新途径。近期这类技术发展很快，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对隐私计算在解决安全和利用两难问题上作用应高度重视。事实上，我们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两难问题，是因为技术上有瓶颈，不得不采用法规政策等办法应对，如果技术上突破了，效果和效率都会更优。这类技术目前还处在起步成长期，政府机构应带头应用，取得经验后向更多领域推广。

三、在数字治理与管理机制上允许鼓励地方和企业积极探索。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总体上仍处在拓展上升阶段，在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基础上，对数据流通和利用的市场组织形式、监管模式与法律制度，要留出较大的试错演化空间。对数据流动的管理监管不宜“一刀切”，可在若干城市开展试点，允许不同模式的探索与比较，比如现有的地方法规或政策中，有的侧重于数据生产者权益保护，有的侧重于政府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各自都有理由和特点，还可以在实践中看一看再做评判。同时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治理进程，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数字治理和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