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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伊始,我国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应急管理治理体系和能力带来严峻考验。面对突发疫情,社会各界纷纷运用互联网新技术积极抗疫,在信息公开、物资调配、保障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既有应急管理体系仍存在未把互联网技术纳入顶层设计,基础应急数据系统尚不完善,产品与技术的市场化程度不足等突出问题。未来,亟需在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中加强互联网新技术的运用。扎实推进公共应急信息系统建设,逐步探索市场化机制,将相关互联网新技术及产品纳入应急采购。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使其在防灾救灾、灾后重建以及保障生产生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完善国家应急管理治理体系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强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应急管理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突发性强、扩散速度快、防控难度大等突出特点,尤其疫情爆发时间点又恰逢我国春节临近,人口流动量处于全年高峰时节,这都对我国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体系带来重大挑战。网络信息技术是防灾减灾协调、响应和赈灾至关重要的手段,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对于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减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损失,保障社会生产生活有序开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战疫情提供重要武器。例如,面对有史以来基因组序列最长、最可能变异的新型冠状病毒,普通医院采用的核酸检测方法,只能检测到病毒基因的局部,存在漏检的风险。但浙江省疾控中心利用人工智能算法,首次采用全基因组检测技术,针对性研发出多个人工智能算法比对模型,将原本数小时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缩短至半小时,大大提升了检测效率,为后续疫苗与药物研发打下坚实基础。此外,利用大数据分析,可以锁定人口迁徙路径,追踪高风险人群,有效抑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态势。诸如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均已基于用户授权数据,制作出此次春运期间的人口迁徙地图, 从而据此观察不同城市的人口流入与流出状况、重点疫区人口流动方向等,为准确预测疫情发展态势提供有力技术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数据尤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医疗物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鉴于部分地区物资医疗较为短缺,陆续有医院通过社交平台对外发布短缺物资清单,请求援助。但公布渠道较分散, 不利于医疗机构统一监测等工作的展开,导致出现重复捐赠、资源调配不均衡等问题。因此,一些志愿者基于公开援助需求,主动通过爬取数据等方式建立资源对接平台,如“湖北医疗物资需求信息平台”等,将一线医疗资源需求按照地区、医院、类别等层面分级分类呈现。更加明确了需求物资名称、供应数量、联系方式及查询信息等内容,切实有效地保障了资源调配的科学运转。基于此,我国国家级重点医疗物资调度平台也在加紧建设,优化调度,为进一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信息技术为疫情公开透明提供重要手段。互联网企业如腾讯推出一系列防疫的平台和技术手段,其中“微应急”便是面向政府提供的精细化群防群控平台之一。此类平台面向疫情防控提供的主要功能包括:健康自查上报、疫情线索上报、口罩预约购买、医疗物资捐赠、疫情地图服务、患者同行查询、疫情动态追踪、虚假信息举报、权威信息发布、交通卡口检查、入境登记申报、新闻辟谣、疫情舆情监控、舆情可视化简报等。此外,国务院客户端疫情督查、海关旅客指尖服务体温申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疫情防控专区、12315价格举报投诉、工信部物资管理平台等系列小程序也全面参与到战疫当中。其中上线的国务院客户端督查小程序疫情专区,平台访问量突破4000万,帮助政府收集超过100万条疫情相关的用户留言。数字化手段在物资调配中发挥高效作用,实现资源有效对接。多家数字企业利用自身长期积累的渠道优势,在海外数十个国家迅速采购了上百吨急需的医用物资,为疫区提供援助。此外,数字企业提供的线上渠道还在协助调配社会资源中发挥作用。如腾讯在旗下各产品均开辟了“援助武汉”捐赠渠道,截至2020年1月31日,共有超过730万人次爱心网友参与募款,全国 65 家慈善组织通过腾讯公益平台筹得逾 3.7 亿元善款。阿里巴巴旗下的物流平台“菜鸟”开通了援助疫区的“绿色通道”, 截至2020年2月1日,“菜鸟”已将各界提供的约200万只口罩、50多万双手套、4万多套防护服、2万多副护目镜运往湖北。京东也承建了湖北省政府应急物资供应链管理平台等。此外,产业互联网为疫情期间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发挥重要作用。无接触配送服务、线上问诊、线上教学、协同办公等方式极大降低了疫情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如美团在武汉试点推出“无接触配送”服务。只需用户下单时指定特定位置,如公司前台、家门口等,骑手则通过电话通知用户自行取餐。此外,上海8家市级医院首批试点开通互联网线上问诊,腾讯、京东等企业也开通了线上问诊平台。针对发热门诊及其他慢性病提供线上问诊服务,减轻门诊病人预检分诊压力,减少不必要的医院往返、长时间逗留以及潜在的交叉感染可能性。在教育方面,为了实现“停课不停学”目标,教育部门在延迟开学的前提下,正在统筹整合相关资源,提供丰富多样、可供选择、覆盖各地的优质网上教学资源,例如教育部推出2.4万门精品课程,全力保障教师们在网上教、孩子们在网上学。办公方面,腾讯也依托微信、企业微信、腾讯文档等互联网协作平台,释放线上协作能力,为远程办公和会议顺利举行创造有利条件。
首先,互联网新技术在应急管理中应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考虑。“一案三制”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框架,即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机制、应急管理法制。预案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龙头, 是“一案三制” 的起点。当前我国在防灾减灾预案中缺乏社会化意识,对各个企业的产品和数字技术在防灾减灾中的应用潜力和作用没有统筹考虑和全面把握,导致应急事件发生时,无法第一时间有效统筹组织起社会企业中的信息技术工具,在应急需求产生之初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积极性, 降低了应对效率。其次,基础应急数据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大数据是应急管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应急大数据应包括应急知识大数据、应急资源大数据、应急监测预警大数据等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应急大数据平台仍不完善。如城市公共安全重点控制区域、重点线路、重点控制行业、重点控制人群、重点控制项目等数据不健全,长效的数据库系统仍然不完善。各数据库之间也没有实现互联互通,仍然存在信息孤岛的现象。此外,目前基础数据系统存在应急信息获取自动化程度不高、数据处理智能化水平不足、数据共享不充分等问题,亟须提供新的治理思路与解决方案。以卫生应急系统为例,在此次疫情中,具体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医疗体系多部门自建数据平台,各自为政;数据采集手段不统一、统计方式落后,造成数据上报迟缓;疫情数据无统一标准,数据融合难,严重阻碍疫情直报。疫情发生后,工信部迅速打造中央与省级电信企业大数据平台,利用大数据为抗疫提供帮助,成为完善卫生应急系统的有益尝试。再次,应急信息技术与产品市场化程度不够,社会参与力度不足。国内外经验表明,国家应急体系建设需要市场和社会的参与才能提高效率。但我国应急体系属于垄断性领域,市场化参与程度普遍不高。一是高端应急物资, 如气象、地震、消防、预警预报等产品和大型应急项目准入门槛过高,对市场开放程度不够,有关产品服务的研发和采购比较封闭。二是缺乏整体应急产业规划,产业目录和标准欠缺,专业性企业少、品牌企业少、产业集群少。以上两个问题又导致应急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较低,缺乏核心技术。此次抗疫中互联网企业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表明,面对巨大的应急压力,需要社会化力量广泛有序参与。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高度重视互联网新技术在应急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在信息化技术运用方面,建议从顶层制度建设入手,在应急预案编制中高度重视互联网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同时建议吸纳互联网专家、互联网企业等参与应急预案的规划编制,设立应急管理互联网专家资源库, 提高应急预案编制的科学性。强化政府与互联网产业间的协作水平,提高应急能力,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次,扎实推进公共应急信息系统建设,打造“数字化应急工具箱”。数据平台方面,构建统一的应急大数据平台系统。完善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应急平台决策指挥系统 ; 完善信息采集、预警、报送、跟踪等为基本内容的应急平台信息服务系统。数据共享方面,打通公安、卫生、交通、应急等各部门的专业数据库,实现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数据开放方面, 稳步推动应急数据资源开放。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和信息惠民工程 , 推动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条块结合、联合开展应急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改革试点。数据技术方面,充分发挥互联网企业等技术优势,攻克大数据关键技术,打造“数字化应急工具箱”。再次,探索市场化机制,将相关互联网新技术及产品纳入应急采购。面对巨大的应急压力,政府需要依靠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结合市场化手段采购更多的互联网应急产品和服务。一是应逐步放开市场准入门槛,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引入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应急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发挥市场作用,提高供给效率。二是基于我国实际需要,加快提出应急产业整体规划和配套措施,推动应急相关产业互联网发展。建议明确应急互联网新技术及产品需求, 梳理产品服务门类目录,提出发展重点;明确企业准入条件、产品服务的标准和认证手段;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产学研融合和科研成果转化,尽快弥补技术短板。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应急产品采购机制,符合条件的智能安防等应急相关产业互联网应纳入国家应急产品和服务体系。最后,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在救灾及灾后重建以及保障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产业互联网已成为与消费互联网并驾其驱的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拥抱产业互联网已成为大势所趋。需要高度重视产业互联网发展, 鼓励民生相关互联网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和业务优势,在灾后重建与保障生产生活中发挥作用, 包括智慧城市、智慧安防、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协同办公等相关领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突发重大卫生公共事件暴露出的应急管理体系短板,我国应高度重视互联网新技术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加快推进公共应急信息系统建设,不断摸索市场化机制,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确保互联网新技术为完善国家应急管理治理体系提供坚强技术保障。蔡雄山(1984—),男,硕士,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互联网政策立法、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选自《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0年第三期 (为便于排版,已省去原文参考文献)网络强国建设的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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