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武器治理到AI全球治理，历史镜鉴与现实困境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渗透医疗、金融及自动驾驶等领域，应用边界持续延伸。然而，技术扩散同样伴随显著的安全风险升级。在探寻AI全球治理机制建设时，部分专家将注意力转向核武器治理的历史经验上。

经数十年演进，核武器治理形成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体系，为全球安全维护贡献重要实践智慧。2025年5月，兰德发布《核历史对AI治理的启示》（Insights from Nuclear History for AI Governance）报告，深入探讨AI全球治理“移植”核治理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1946年，美国“巴鲁克计划”提议设立国际机构管制原子能发展、利用，并要求各国接受无预警核查。最终，计划因缺乏国际共识而失败。二十多年后，条约签署并生效，国际核武器治理机制正式建立。

条约的成功归因于几个关键因素：首先，美苏两国间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平衡。其次，条约构建一种利益交换机制，即无核国家在放弃核武器同时，可以获得民用核技术作为补偿。此外，“核保护伞”效应有效消除部分国家自主发展核武器的动机。条约经验表明，大国间达成共识，以及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是国际核武器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

然而，尝试将核治理的成功经验直接带入AI全球治理时，通过国际协作达成治理共识，存在较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认知，分歧显著。各国政府及利益集团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看法各异。部分国家及行业资深技术专家认为，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开发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生物武器和网络武器等。但同样有观点认为，当前人工智能的破坏力相对有限，不足以对生化武器等灾难性滥用提供实质性的增强。

此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很难失控，并指出随着训练数据量增加、训练成本和能源需求不断上升，以及现有技术架构限制，人工智能失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对比来看，核爆试验能够直观展示核武器的破坏力和危害，而人工智能的潜在灾难性风险仍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推演层面，与核武器存在本质区别。

第二，AI产业参与者众多，立场多元。核治理时代，研发主导权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技术扩散速度受到铀浓缩等复杂技术限制，同时也受到国际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影响，参与“游戏”的主体数量极为有限。然而，全球很多国家都具备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与意愿。同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几乎不受国际法律约束，任何国家、企业均可自由研发，因此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结构需兼顾更多团体的利益。

科技巨头是AI产业研发的核心力量，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其加速开发和推出人工智能产品。每家企业都有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和方法，进一步增加全球治理涉及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不同于核武器治理，监管对象可以明确为“铀”等核材料，AI技术主要依赖“模糊”的数据、算法、算力等，难以有效跟踪。此外，企业追求的商业利益和政府的安全需求也可能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AI全球治理不仅需要应对国家间战略冲突，还需要平衡私营企业间的商业冲突，极大增加制定治理制度的复杂性。

第三，AI治理机制不确定性强，局限性多。AI技术广泛应用，使传统监管机制面临严峻挑战。数据、算法与算力，作为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各自带来独特的监管挑战。数据采集与应用难以实现有效监控，算法复杂性增强进一步加剧监管难度。相较其他要素，分析人士认为，限制算力或成为制约AI发展的突破口，犹如核治理中对铀资源的严格管控。

然而，目前很多企业已经成功利用更小的计算资源实现高性能模型的开发与部署。以DeepSeek-R1为例，尽管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控制芯片维持其竞争优势，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依旧难以遏制。

除上述挑战之外，AI全球治理还面临一个关键问题——时间。条约在核武器问世二十余年后方才生效。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未来数年内可能会出现具备制造生物武器等危险能力的人工智能。因此，相较于条约建立，构建有效的AI全球治理机制显得更为迫切。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所以获得各方认可，关键是各国对核武器风险和危害有着清晰认识，同时美苏两大国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平衡。从人工智能治理目前面临挑战来看，情况大为不同。行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程度存在持续分歧，技术发展迅速不确定性极强、国际共识尚未建立、各方利益难以平衡等。种种因素导致AI全球治理体系建设面临重重困难。

报告指出，目前人工智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核武器诞生初期的“混沌状态”颇为相似。巴鲁克计划失败后，国际社会历经多年才达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而言，尽管目前困难重重，但同样可以通过持续国际对话、合作以及制度创新，逐步构建起一套既能够保障人工智能安全，又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的新型治理范式。

文章参考来源｜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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